電視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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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讓你覺得有滿足感和價值實現感的東西，這就是中央電視臺給我的一個最大的培訓，同時也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現在你要在最脆弱的一個市場環境下學會生存，收視率就是你的保障，你要對廣告商負責，要對投資人負責。但是你又要有一種文化的追求，這個中間肯定是有衝突的。

比如說有時候廣告商會說，楊瀾，我給你一集多少萬，你採訪我吧。我說對不起，我心裡想你不夠這個格啊，不夠我選擇人物的標準啊，如果我是一個完全商業化的人，我幹嗎不做啊？公司多賺點錢為什麼不做啊？但是我又有這樣一個恆定的標準。當有人跟你說，你可以給你的牛吃新增劑，吃激素，然後它就多產點奶，那你會不會照做呢？這對於別人來說可能是一個學術問題，對於你來說就是一個生存問題。那麼，這個時候你要做出選擇，在不傷害原則的情況下你還是要有妥協。

夢霞：你說過主持人的四種困惑，是一個共同情況，大環境的問題。具體到做節目來說，具體到楊瀾的訪談來說，你的困惑在哪裡？

楊瀾：我最大的困惑就是，我真正想做的事情需要一個比較寬鬆和自由的環境，但是在目前媒體發展的階段是不具備的，民營的媒體機構是不能夠擁有主流平臺的。於是，你即便有一些很高的理想和追求，也很難做到。作為一個民營公司，在中國現在媒體改革這麼一個不確定的狀態下，你首先要生存，這個是我最大的壓力和困惑。就是如何養活這頭牛。

比如說我們開《天下女人》的研討會，有一個大學傳媒系的主任說，我期待楊瀾做節目就應該做《對話》那樣的大節目，國際級別的。我說是啊，可是誰給廣告費呢？你的收視率是零點零幾啊，對不對？我要這麼做的話你先給我把廣告找好。我當然希望做這種高階的，那可能更適合我，但那不現實。這就是你面臨的一個落差。就是說你的文化追求是高的，而你的生存環境卻是惡劣的，是隨時都可能發生危機的很脆弱的環境。那麼，你首先要生存，你的團隊要生存，你的公司要生存，然後你才能談我個人的人文追求。而且如果當你個人的人文追求不是放在國家臺的主流頻道上去展現的話，你知道嗎，就好像在一個茅草屋裡宣講該怎樣治理國家。當然你也可以講啊，但是你更應該在廟堂裡講，這個環境是不同的，平臺是不同的，平臺的觀眾也是不同的。

夢霞：具體到做節目的困惑呢？

楊瀾：跟這個沒法比。我覺得還有一種困惑在於過去做節目，你可以比較廣譜著做，比如說剛開始做《楊瀾訪談錄》的時候，人物訪談節目寥寥無幾，我就可以很廣譜，對吧？我什麼界的人都可以有，後來就變成了一項項的很專了，比如說《藝術人生》就全是藝術家了，《體育人間》就全是體育明星了，然後《高階訪問》又是各國政要，他們細分市場了。

這個時候我就在想我是不是也應該細分市場？還是堅持我的廣譜？後來我發現我必須堅持，這才是我的特色。 如果水均益去做一個娛樂圈的訪談我不知道會怎麼樣，如果讓朱軍去採訪聯合國秘書長我也不知道效果如何，但是你可以看到我訪問這些人。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楊瀾：風地裡的樹（2）

青春從26歲開始

夢霞：你說自己是東方教育模式之下一個絕對的好學生，但是自己的某些創造力、個性，已經在接受這種教育的過程中完全喪失掉了。這一點很讓人驚訝，你重新找回自己的個性又是在什麼時候呢？

楊瀾：到美國之後。我覺得我的青春晚了十年，不是十六歲來的，是二十六歲來的。我覺得到美國後我整個變得比較叛逆。

夢霞：在生活和事業的選擇上都可以看到楊瀾的個性，但是可能有些觀眾會覺得，在楊瀾的訪談中個性還沒有太多的流露？

楊瀾：我覺得恰恰不需要。你當然可以說王志作為一個質疑型的主持人很有個性，但是他是做新聞節目的，我不會說我跑到日本去找到小澤征爾是為了質疑他的一件什麼事。因為一個節目的定位本身就規定了你的個性應該是發揮到一個怎麼樣的程度。比如說像臺灣的陳文茜，她自己就是潑辣的，她那種可能就不是一個訪談節目，更像是一個辯論節目。王志他可以有自己的個性，他可以對誰都冷著臉，來質疑和逼問你，適合探討新聞突發事件，但是不適合人物訪談。再比如說水均益做的《高階訪問》，這個節目就有一個很高的政治和外交功能，他也不可能拿出特別多人性化的東西來談。

目前從《楊瀾訪談錄》來說，我覺得我的訪談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