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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高粱”在北京“紅”了
紅高粱在北京走紅，是我預料之中的。我並沒有表現出驚訝和喜悅。不過我更清楚的是，從此以後，我甭想過一天好日子了，因為我知道這條路是如履薄冰。
我認為，紅高粱什麼時候成為上市公司了，在美國也走紅了，走向全球連鎖了，那個時候，我才會興奮一下，自我放鬆一下。
當時，我已經認識到這樣一個邏輯：中國快餐要想真正獲得成功，一定要實現產業化，一定要有大資本的進入，一定要有名牌企業。
然而，這裡有個悖論：中式快餐沒有大資本進入，就不可能有產業化，也就很難有真正成功的快餐企業。可是，沒有成功的企業就不可能吸引金融家的大投入。這似乎成了一個怪圈。
如何走出這個怪圈呢？如何解決這個悖論呢？
我的思路是：先用智慧“借力打力”創出知名度，然後，回填實力，引進資本，再創美譽度。
總之，中式快餐不出奇制勝是很難有出頭之日的。
這就是我非要把紅高粱種到王府井，而且一定要在麥當勞旁邊開店的目的。我實現了這一目的。
在打造紅高粱品牌的過程中，北京晚報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96年3月2日晚上，北京晚報記者張韶南遞給值班總編一篇稿子——《紅高粱種到王府井》，並給副總編建議，最好把這個文章登頭版。副總編看了這篇文章後說：“我決定把它登到頭版頭條！”
於是，3月3日，這篇文章在北京晚報頭版頭條登出來了，一下子在北京產生了很大反響。因為當時正值“兩會”期間，什麼事件能放到北京晚報——一個日發行量83萬份的知名報紙的頭版頭條呢？根據報紙1：4的傳播規律來推測，《紅高粱種到王府井》這個事件，一下子就有300多萬人知道這個資訊。
緊接著，就是北京電視臺的《北京特快》欄目——這是北京人最喜歡的電視欄目之一，率先打出了《紅高粱叫板麥當勞》的口號。
這個口號的出臺也有段故事。
王府井分店開業那天，去了幾家北京的新聞媒體。開業當天，我非常緊張，一切儀式全部從簡。雖然嘉賓很多，也來了不少知名人士，像王光美同志，世界餐飲協會會長林則普先生等。可我當時幾乎沒有“出頭露面”，由北京紅高粱公司的管理人員操辦。我實在有些害怕，我非常清楚，我面對的是世界快餐巨無霸——麥當勞。我站在餐廳裡，兩腿發虛，心跳加快，只想躲到沒人的地方鬆口氣。
誰知，記者們大有不見老總不罷休的架勢。餐廳經理找到我說，記者們有些“發火”，他們一定要採訪一下喬贏總經理。
我只好壯著膽子接受了北京電視臺《北京特快》欄目的記者採訪。
他們非常直截了當，“喬總，你在這裡開紅高粱中式快餐，目的何在？難道你不害怕全球巨無霸麥當勞嗎？你難道要叫板嗎？”
記者們的提問，一下子激發了我心中放了幾年想說的話：“你說的對，之所以在這個地方開中式快餐，就是要向麥當勞叫板，就要證明一下，你行，中式快餐也行的邏輯。”
記者們一聽到這話，也都興奮起來了。這時主持人的眼睛都發亮了：“你敢把剛才的話，對著鏡頭再說一遍嗎？”
“為什麼不敢？”我自信地回答。
“好極了！攝像準備！”
問：“你認為紅高粱憑什麼要叫板麥當勞，你的優勢是什麼？”
答：“我們不能單純地把兩個企業放到一起去比。這樣比，一個40年，是全球快餐巨無霸；而另一個才剛剛8個月，像個剛出生的孩子，這是不可比的。然而，如果我們換個角度來看這件事，就會得到新結論：麥當勞是美國200年文化的產物，而紅高粱是中國5000年餐飲文化的產物；另外，他的主要定位是少年兒童，而紅高粱則有全國老百姓的支援。我堅信：所謂‘叫板’，就是你行我也行！你有小朋友，我有小朋友的父母！”
“北京特快”在3月6日正式播出了這段採訪。
於是，紅高粱的生意更加火爆了。正如《市場報》頭版頭條報道的那樣：“寬麵條挑戰巨無霸，開業以來，天天爆棚。”
“河南小子有種！”
1996年2月16日開業後，正值春節期間，開始幾天生意並不太好，每天的營業額都在5000元左右，而我們預估日營業額應達萬才能保本。那幾天帖總監天天著急，甚至還抱怨，說我不聽她和王副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