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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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之構成包含無數之因果關係，而人之能為善，與自然法規（他們稱為天理）相符。這種說法造成一種新的社會心理：一方面這批哲學家暢談個人觀感之性與命，另一方面卻又在集體生活中並不感到被拘束。當然宋朝的國事與這種立場有關。從知識上的“宗譜”看來，宋代的理學家都受到一個稱為華山道士陳搏的影響；以個人來講，他們卻都曾捲入當時的政治糾紛之中。在北宋時，程顥程頤與周敦頤要不是直接反對王安石就是間接地與反對新法的人士接近；在南宋朝中，朱熹首先反對與女真人議和，後來又改變立場與主戰的韓tuo胄作對；陸象山因為一本向皇帝的奏書大言不慚而被參劾。因此無一例外，他們都因對時局的意見而受到檢舉，他們所提倡之個人道德性格包含著一種“反對派”的意義，只是他們以含蓄的態度表現，不公開活動罷了。

分析比較以上各思想家的理論屬於哲學的範圍，這方面已有不少中國、日本和西方的學者從事，其研究結果也已載入各種書刊。歷史家無從否定理學家增強了以後中國儒生的正直觀念和堅決的態度。可是他們討論的範圍縱使淵博，彼此間的不同縱然多途，今日看來，他們的立場仍是過於單純，他們仍無法脫離一種被安排的環境，即一種大而無當的官僚組織治理一個大而無當的農民集團。在這前提之下，他們的主靜與主敬，和西方文藝復興時的人物觀感不同。後者自由思想之展開，與當日趨向商業化的運動同時。但丁（Dante）拋棄了衰落貴族身份而參加了富豪政治圈；喬叟（Chaucer）為倫敦一位關稅監督所僱用；從米開朗琪羅（Michelangelo）至倫勃朗（Rembrandt），他們的贊助人或為教皇或為大紳商。與之相較，上述5位宋朝的哲學家和他們無數的僚友全穿著中國官員之袍服，他們是官僚的教師。

然則中國缺乏商業革命，不能產生文藝復興，乃是因為地理環境與技術因素，而不由於意識形態。宋朝亙319年的奮鬥，只證明了中國的南方雖富庶，仍不能在組織上做到整體化，因此敵不過以簡單與粗枝大葉精神所組成的北方國家。

宋朝的覆亡

蒙古人最後一次對宋戰爭採取一種大迂迴的戰略。最初向今日四川南下的攻勢貫穿至越南，次期的戰鬥指向襄陽樊城，圍城之戰即歷經4年多的時間，從公元1268年的秋天到1273年的年初。這隔漢水對峙的雙城陷落之後，忽必烈的元朝即未再遇到實質上困難，他的軍隊一路順著長江而下。

南宋最後一個重要的宰相為賈似道，他是一個雍容大度而顯有心計的人物，可是他既無力作戰，也缺乏實力講和，只好以一切如常的態度使人民不致恐慌。在朝代最終階段，軍需問題惡化，因為抽稅與印鈔兩種辦法都用到極端，賈最後採取了一個方法，即由政府強迫購買民間私田，所收購的以每戶超過200至300畝之外土地的三分之一，實行的地區在長江三角洲上之六府，此處既為全國最富庶的地區，又近在咫尺，仍受宋廷的確實掌握，所付代價只需少數現金，其他雜以各種不同的價券，這恐怕與徵用沒收區別不大。雖說為公意所不直，有了皇帝的竭力支援，所有購田的計劃仍如案完成。而這田土收入使南宋朝廷又撐持了約12年。但最後賈似道仍向忽必烈求和，只是沒有反應。在1275年他親往長江督師，因戰局不利被撤職，最後被謀殺。次年元軍入臨安。再三年之後，元水師與宋之水師交戰於廣東崖山海上，此時宋主為一個幼童，因戰局不利由臣下揹負跳海而死。所以趙宋王朝亡於公元1279年。

當時人多不明瞭技術上覆雜之處，也有人對賈似道盡極口誅筆伐之能事，好像宋朝之覆亡全是他奸險及政策錯誤的後果。賈似道確曾在主持國計時有支吾之處，事在1259年忽必烈之兄蒙古主蒙哥死於四川合州，蒙軍後撤，忽必烈北返籌措選舉大可汗事。賈似道在此時虛張聲勢宣稱宋軍大勝而居功。傳統的歷史家藉著這錯誤和其他小事指斥他為奸臣。其次，其為人可鄙之處，也被提出。賈似道年輕時喜歡享樂，不時在西湖上張燈設宴。有一次皇帝看到湖上燈燭輝煌，便說，看來賈似道必在瀟灑自如。事實上也果真如此，不過這是他被派任為中國最富庶朝代之最高品位官職之前。

第十三章　蒙古人的插曲

從成吉思汗率領蒙古騎兵東征西討，到忽必烈征服南宋，建立元朝，蒙古軍隊幾乎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但是如何經營這個雄跨歐亞的大帝國，忽必烈及其繼承者仍是以“馬上”得天下的精神治理這個國家，重武功而輕文治，以至於制度無法上軌道，改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