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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落實。90年後，這個中國史上空前的大帝國被明朝取代，中國歷史開始新的階段——第三帝國。
在旅遊尚未成為一種有組織的事業之前，馬可·波羅就已成了超級的旅遊者。他前往中國既沒有作買賣營利的打算，也缺乏傳教士拯救眾生的虔誠。只因好奇心發動，就使文藝復興以前的歐洲大井眼界。根據當日的標準看來，他所留下的一段不平常紀錄，已經牽涉到全世界的任何角落。縱是他輕易地接受傳說，本人又喜歡誇張，可是他以親身經驗道出，就自然地打動了其他人的興致，而使他們也欣然欲住了。他經常在書中提到：“你不親眼看到無法置信”，這樣不斷地挑逗讀者，也使他們必須將想像力一再延伸，去欣賞遠方異域的各種離奇古怪的事物。
忽必烈與馬可·波羅
他書中的一代偉人乃是忽必烈，也就是成吉思汗的孫子。年輕的馬可進出忽必烈朝廷之際，元朝的水師正集結準備於公元1279年殲滅南宋的殘餘艦隊。此戰役結束，“大可汗‘成為全中國唯一的統治者，這是以前異族入主的事蹟中所未有的。從此元朝創業之主和威尼斯之來客彼此以禮相待，建立了一段互相慕好的關係。馬可波羅從此仕元，他承應了大可汗之各種差使，也向他提供有意義之情報。
馬可·波羅稱中國為Cathay；南方的中國人為“蠻子”（manzi）。北京則成了“堪巴祿克”（Cambaluc），即蒙古人所謂可汗之大都（Khanbaliq）。中國人通稱杭州為“行在”，馬可·波羅稍一調整則成Quinsay。
這位歐洲來訪者視中國之紙幣為一大奇聞。石綿則出自高山之間，可以捶碎分裂“有如樹木之纖維”，然後“用作布巾”。煤則為“一種石塊，燃燒時有如木材”，從山上採出，燒之生熱。
從馬可·波羅的紀錄中，我們可以從另一角度觀察忽必烈這個人。顯然的，他作為一個領袖人物，既有慧眼，也相當機警。其志在戰勝攻取，可是卻也真心有意使他治下的人民在最基本的需要中得到滿足。他多少將宗教當作一種工具看待。信仰既可以利用作為他統治帝國的凝固力，以增進團結；也可以被反利用為一種顛覆破壞的號召力，足以使之解體。所以他對各宗派的容忍，視其對自己施政方略的影響而有差異。馬可·波羅對忽必烈的開明專制具有好感；可是應當批評時他也從不含糊。他有一次曾說：“很多心存不軌的人，經常有謀反的趨向。”在另一處他又提出：“所有的中國人都厭惡大可汗的政體，因為他所派的地方政府首長多為韃靼人，尚有更多的色目人，他們視中國人如奴隸，使他們無法容忍。”讀者自此也可以看出，大可汗以遺傳的權利凌駕於中國之上的辦法沒有成功，只好以征服的力量來控制。於是他對本土之人不能信任，也只好將權力擺在韃靼人、色目人和基督教徒的手裡。這些人附屬於他皇室之中，忠於職守地對他服務，（其他的）外國人也是如此。
蒙古大帝國
蒙古人能掌握到世界局勢中的優越地位，在歷史中可算獨一無二。其人口只有100萬左右，他們的武功卻使歐亞大陸幾乎全在他們操縱之中，以至東西極端所幸存的地方極為有限。由於家族間的團結，又有牧人的刻苦耐勞性格，於是蒙古人有極優異的兵員。以前契丹之遼和女真之金已經將騎兵大兵團的戰術充分發揮。可是成吉思汗和他的繼承者更將其擴張至極致而所向披靡。他們的部隊極守紀律，並以風馳電掣的速率行動，作戰計劃也周詳完備。各騎士必要時可以倚賴他們牝馬的乳汁為生，支援上好幾天，甚至幾星期。心理作戰被廣泛利用，例如讓難民經行於隊伍之前，散佈謠言：如果被侵犯之城市膽敢抵抗，攻城之日就給以殘忍的暴行和放縱的破壞。被征服的民眾中若有軍事和技術才能的人經常儘量地拔用。公元1258年蒙古人攻巴格達這個回教國時，有一中國將領參加，中國工兵1000人即操用攻城的炮弩投擲燃燒彈。10年之後他進攻襄陽樊城時，忽必烈召用兩個波斯工兵設計能投擲150磅大石塊的重炮弩。
成吉思汗於公元1227年攻西夏時身故。他的帝國分作四部分：金帳汗國（Golden Horde）包括俄羅斯之大部疆域、莫斯科和基輔（Kiev）在內；波斯汗國所轄自阿富汗邊疆及於伊拉克邊疆；另一汗國在兩者之間而向東延伸，概括今日蘇聯中亞地帶與中國新疆，只有大可汗有權統轄以上三個汗國。他自己的領域北至蒙古沙漠地帶，南達中國海之海濱。當日這不過是一個憧憬中的遠景，直到這世界上最偉大的征服者死後50年，才成為事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