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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長距離以不分畛域的眼光看來，則可發現，幾經和戰，當中一段地帶終使少數民族與漢人混合。很顯然的越是發展到現代，“漢人”這一名詞文化內涵愈多，而不復如以前由血緣作主。
宋代向南後撤至少使朝廷贏得短暫的喘息機會。這地帶的湖泊河流與運河，使來自北方的戰士不能徹底發揮其長處。金人於公元1129至1130年間入侵江南，宋軍以戰艦遮斷其退路，使其幾乎遇到沒頂的災難。在局勢淆亂時軍事首長之自由行動也使作戰之部署比較容易。譬如說岳飛的軍隊即以農民軍、招降的盜匪和女真人徵發之民兵編成，他有機會選擇兵員並擴大部隊。
可是皇帝趙構與宰相秦檜所經營的中央集權體制排除了軍人擁兵自重的趨向。開封既已陷敵，南宋朝廷的軍需問題極為緊迫。如果此時杭州擁有具實際力量的商業組織，毫無問題的，即會被接收過來，以作軍隊補給之後勤機構。而事實上朝廷只能以增稅和臨時挪用的辦法解決刻下問題，此類權宜之計在短時間內一再出現：所謂“經制錢”者，即為經理節制一路財物之官經手的公費：“月賬錢”為每月公費內強迫節省的餘款，“板賬錢”可以說是一種特別帳目，以各種附加混合編成。而事實上這些名目很少實質上的區別，凡是現有的各種稅收，一律按成數另增附加，總數由各地方分攤。行政之收入，例如輸款贖罪，也提高徵收；其他有如告狀時之狀貼費和許免證費也類似。這些辦法仍不能供應時，只能以增發紙幣對付。
馬可·波羅眼中看來新奇之紙幣，唐代即已出現。最初稱為“飛錢”，乃是政府特許之匯票，使商人能在四川發售物品，而在其他地區收兌物價，以免攜帶大批銅錢來往之煩勞。北宋於公元1024年開始印刷此種可以劃賬之票據。其施用雖愈來愈廣泛，但其製造發行仍只不過偶一為之。此種紙幣有如公債，每種都有其兌現日期，通常為三年，收兌後此“界”即作廢。南宋則以內地所徵關稅為擔保；至1247年即任此種紙幣永久通行，不再收兌。而因其缺乏適當之存積金，其貶值愈來愈甚，因之使民間蹙額，而貨幣貶值也增加政府本身之困難。這也是促成宋朝衰亡的一大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少數民族一經統治中原，也模仿宋朝的中央財政，也以金融管制為時髦。如此一來他們即喪失了農業社會之單純性而同樣遇到技術上的困難。女真建立的金，外表上是趙宋王朝的死仇，內心卻深切地仰慕南朝。自天文佔測至編制歷日和宮廷音樂，他們一意模仿。而當他們印製紙幣時，甚至創下了一種空前的紀錄：其貶值為6000萬比1。
科技的進步
宋朝是一個科技進步的時代。活字排版在公元1086年有了文字上的證明；天文時鐘在公元1088至1092年之間裝設於開封；以磁針決定航海方位曾在一部書中提及，書上之序註明為1119年；宋代之海船有四本至六本之桅杆，上裝風帆12張，船上有甲板4層；火焰投擲器上裝唧筒在1044年之前出現；以人力腳踏發動之輪船開始於匪徒楊泰，他在公元1135年用之和岳飛作戰。嶽乃用腐朽之木材和野草投入其輪中，防礙其機制作用；公元1161年則有了投擲榴彈的弩機出現。
宋朝的經濟不能用以改革社會，無法否認的，是導致以上發明不能作有系統增進的一大主因。從西方的經驗看來，必須商業的影響力遠超過農業生產的影響時，上述的突破才能發現。中國在現代歷史初期，談不上符合所需要的準備程度。宋朝的商業雖說從當時世界的標準看來數量龐大，可是平鋪在億萬農民頭上，就為效至微了。軍事行動既由邊疆推至腹地，雙方都要控制農地和操農業人口，於是數量重於質量，均勻一致超過不同的名目花樣，而永續性比曇花一現的智慧要有用得多了。這種種條件都無助於開展各種發明以推廣其成果之用心設計。
大多數的小自耕農使中國長期保守著傳統的性格。這在有關王安石新法的爭執時，即已揭露無遺，因為即使小本經營，農業工資也被限制而壓至最低度。再因頻年的戰事產生了一批遊民，免不了有的為奴為僕，於是以上的局勢更不能開啟。即由張擇端圖上也可以看出有大量廉價的勞動力。所以宋人有解決技術問題的能力，卻無尋覓節省人力的動機。
儒學復興不是文藝復興
既然如此，他們的智慧則朝另一方向發展，哲學上的檢討成為宋人精神上最大之出路。他們構成一種共同的趨勢，將儒家的倫理擱置在佛家及道家的宇宙觀之上，而稱為“理學”。與漢代從美術化的眼光看世界不同，宋儒認為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