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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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日本軍在完成防禦工事之後等展援軍的來臨。當天戰事勝負未決，是夜會風掃境；當蒙古人決心後撤時秩序大亂，據朝鮮方面的紀錄所載，淹沒於海中者達13000人。

公元1281年的遠征已在南宋覆亡之後，兵力增大數倍。北方的進攻部隊有蒙古和朝鮮部隊40000人，船隻900艘，仍循第一次路線前進；南方軍由宋降將范文虎率領，有大小船隻3500艘，載兵10萬，由浙江舟山島起航。規模之大，是當時歷史上所僅有，這紀錄直到最後才被打破。

也和第一次遠征一樣，沿海的島嶼，不費力地佔領，部隊在博多灣登陸成功。只是在兩次戰役之間，日本人已在海灘一帶構築了一線石牆，阻礙蒙古騎兵的行動，於是遠征軍少有進展。戰鬥自6月持續到7月，仍無決定性的突破。8月間又有颱風來臨，船舶覆沒數百艘。海陸軍將領連范文虎在內率領鉅艦逃脫，淹沒的軍士難以計數。陸上殘存部隊則被日軍在灘頭拘捕集體斬首。今日國多灣的“元冠冢”即顯示了“神風”的裁判。朝鮮方面稱，損失數在參加者半數以上而略強，中國與蒙古的死亡人數無紀錄。日本方面的記載指出：蒙古輕騎兵不能發生力量，而中國軍則裝備低劣，士氣消沉。

日本人兩次將忽必烈的來使斬首，又兩次使其遠征慘敗，忽必烈極度的憤怒，於是準備第三次遠征，維持其聲望。各項準備在二次失敗之後不久開始進行，造船的工作及於全中國沿海，北至朝鮮半島，中經渤海灣及今日中國之東北，商船也被徵用，供應物品則大量地屯集，海上水手全被召募，甚至海盜囚犯也被宥免而予以官職以便往日本戴罪圖功。公元1285年由長江下游運往朝鮮之米100萬石，表示大軍的出動在即，可是1286年初，一道出人意表之外的語令，將所有的準備全部放棄。《元史》稱“帝以日本孤遠島夷，重困民力，罷徵日本，召阿八赤赴闕，仍散所顧民船。”雖說所稱符合情理，可是如此聲張又自承以前之錯誤和目下弱點，忽必烈發出這種指令時不能沒有道義上的勇氣。

蒙古武功的極致

從歷史的眼光看來，蒙古人的挫敗證明了在現代科技發展之前，極難使一陸上強國同時也成為海上強國。要維持一個大艦隊又要承當其損失，使付出之代價過於龐大。因為海上冒險要強迫大量人民往與他們日常生活相反的方向進出。當準備第三次遠征時，忽必烈已感到綏靖安南和緬甸的棘手。公元1293年他再派兵渡海攻爪哇，也沒有達到期望的效果，遠征軍雖然登陸成功卻在土人反攻時，受挫折死傷慘重。這樣看來在忽必烈的晚年，這世界歷史中最偉大的陸上強國已到了它發展擴充的極限。

中國人常說蒙古人在馬背上得天下，也企圖在馬背上治理天下，這種批評有事實的根據。可是要是說成吉思汗之子孫完全忽略經理上的問題，則與情況相左了。比如說忽必烈就花費一生不少的時間。研究如何管理他轄下跨地極為廣泛的大帝國。他不僅受地緣政治的限制，也被當時代的情形拘束，以前各朝代留下來的碎片，無法接收過來作為一個整體新秩序的零件。而他當時的間題又不容他好整以暇地創造新系統，使它有持久的功效。

忽必烈晚年逐漸與中國儒臣疏遠也是事實，此間有幾個原因：宋朝覆亡之後遺臣不降元，不時仍有謠傳光復的情事；蒙古人陣容中也發生彼此勾心鬥角的狀態，即可汗本人也要向臣下解釋他所下的決心是出自本意，並未受中國人的搖布。除此之外我們更要體會到蒙古之徵服，確是以力伏人；而後面仍有地緣政治的問題，無法僅以軍事方案解決。

蒙古的統治

蒙古人人數過少，文化程度又低，除了保持著他們的軍事精神與軍事組織之外，他們無法維持種族的面目。可是他們強悍的馬術和日常生活的粗擴狀態互為一體，一有都有。所以在元軍之中，他們構成一種優秀部隊，在多種戰役之中，發生決定性的影響。其他非蒙古的遊牧民族又為一系統，他們的部隊稱為“探馬赤”，通常發生第二層的功用。華北經過幾百年契丹及女真人統治之後，其人民帶混合性格，雖說不能與蒙古軍匹敵，但卻較南宋人民堅強，元朝也將他們徵集服役，在平服南宋時發生了效用。蒙古人稱之為“漢人”的，其實包括朝鮮人和其他各色人種。最後南宋投降的軍隊井未解散，而依原建制收編在元軍之內。元朝井且命令屬於“軍籍”的戶口透過遺傳世代都屬軍籍，這樣一來也就儼如社會上帶遺傳性的等級（caste）了。

忽必烈本人沒有種族主義者的徵象，他只希望造成一種透過諸族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