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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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統治，而不使蒙古人因人數過少而吃虧。可是他統治的期間未曾設法創造一種以文墨為主中國式的文官官僚制度，他也未曾主持過一次文官考試。在他的教育系統內，蒙古文的字母至少與漢字均等。而幾無例外的，元政府裡各單位的首長總是蒙古人。

元主對儒家學者以空洞的名目左右辯論深感厭倦，但他堅持各級官僚務必熟悉文牘，可見得他注重技術上的細節，本人也身體力行。這樣的著眼不僅只在忽必烈在任期間如此，以後的繼承人也同樣注重。粗率看來，和以前各朝比較，這著眼應當是一種主要的改革，同時蒙古人提出這樣的改革也算得合於情理，因為他們的戰勝取功全憑武力，並沒有任何道義上的成分在。

可是如此一來，他們便忽略了儒家政府潛在的基本原理。中國官僚政府誠然牽累多而功效少，有時尚且有馬虎塞責，又有以偽善作口頭禪的傾向，可是它必須應付成千上萬的農民（他們是納稅人），所以政府必須清廉。傳統中國對本人謙遜對人禮讓的作風，足使很多爭端無法啟齒，且社會體制基於血緣關係構成，又有法律支撐，就用不著法理學上很多高深奧妙的原理，而牽涉到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了。政府授權於各家族，讓他們教訓管束自己的子弟，於是衙門減輕了本身的任務；各官僚在詩歌和哲學上才力充沛，也明知道他們的工作無須全部確鑿切實，即司法也離不開相對的成分。由於他們不對各地區特殊的情形認真，所以他們總是可以用最低度的共通因素作為適用於全國的標準，因此整個文官組織的官位差不多都可以互相交換，而一個大帝國即可以用抽象的觀念和意識形態治理。除了施政的風向得考慮，其他特殊的情事已無關宏旨。這種體制不好的地方容易被看穿，然則要改弦更張，既要對付中國廣泛的疆域和內中各種複雜的情形，又受限於當日技術上能支援的程度（有如交通通訊），也就不合實際亦沒有初看起來的容易了。

中國在蒙古人統治時期又在技術上有了進展：造船技術達到了最高峰，直到15世紀中葉明朝時才開始衰退；中國很多橋樑，尤以在長江之南的，在碑鐫上皆提及系元代所造；元朝開始由北京通南方的大運河，其河道中途透過高峰；日本的書刊與馬可·波羅同樣對元軍所用的拋射榴彈和縱火炸彈表示印象深刻；郭守敬是天文學家、數學家和水力工程師，曾在忽必烈朝中服務，今日仍有人認為他是當時世界上科學家的最先驅，而元朝創業之主，也欽定編修《農桑輯要》，以後出版多次，公元1315年的印數更達一萬部。書中有很多農具圖解，看來與本世紀上半期在中國使用的仍是一般無二，而這中間已有了600多年的距離。此間也值得提出：元朝時的兩種農作物——棉花與高粱，此時開始輸入中國，它們對億萬中國人之衣食影響深切，至今已有好幾個世紀。

可是忽必烈和他的繼承者，並沒有創造一種社會環境去持續這種發展。他不願接受儒教的首一地位，因為由他看來，儒教的出頭等於中國人的出頭；他治下人民不僅種族的來源不同，即生活方式也各不相同，他企圖找到一種精神上的信仰力量，足以全國通行。在他為中國之主以前，他曾央請馬可·波羅的父親和叔父替他召集“一百個精通基督之法的明哲之士”，只是我們無法確悉他是否一度考慮讓全民都信基督教。但他接受喇嘛教，則無疑的有政治動機在。除了任命八思巴為“國師”之外，他也命令南宋在杭州降元的小皇帝和他的母親同去西藏進修喇嘛教。雖說以後下落如何不見於經傳，歷史家卻因這段記載推動了好奇心：要是這年幼的先朝舊主，雖退位仍有亡宋遺臣的愛戴，從此成了宗教領袖，回頭又向異族入主之天子保佑祈福，這是何等高妙的如意算盤！可是我們也無法知悉這故事的下文了。

八思巴雖為國師，他和喇嘛教給中國人的影響也和儒教給蒙古人西藏人的影響相似——鮮有功效。初淺看來，因果報應的觀念，又糾纏著重生轉世，足以將精神上的力量兌現而成為來生再世的威權，加上巫術式儀節，應當對不識字的中國農民極具魅力。可是要有政治上的功效，則必須政教合一，同時也要將中層的知識分子剷除。歷史證明，這套作法只有在一個原始的經濟圈內有效。中國的13世紀，已不適用於此種體制。

忽必烈有意不讓中國人的影響過於濃厚，於是向各方求才。聘任於政府的有波斯人、回紇人、東歐人等。一這些人統稱“色目”。大概有“各色諸目”之意。不過整個說來他們影響並不過大。當中有好幾個成為忽必烈的親信，以後也遭殺身之禍。當左丞相阿合馬（Ahmed　Benaketi）被一箇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