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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熱津斯基即將成行之際，萬斯又去向卡特建議，在布熱津斯基訪華之前應該邀請蘇聯外長葛羅米柯訪問美國，想以此來削弱布熱津斯基訪華的戰略意義。布熱津斯基對此表示了強烈的反對。據布熱津斯基在其所著《實力與原則》一書中記述，為了不讓蘇聯因素干擾其訪華之行，他勸說卡特拒絕了萬斯的建議。這樣，邀請葛羅米柯訪問美國的計劃就經卡特同意被推遲至布熱津斯基訪問中國之後。
布熱津斯基臨行前，臺灣駐美“大使”沈劍虹求見美國國務院官員和布熱津斯基的助手奧克森伯格，希望美國考慮改變這個訪華日期，因為那一天正好是臺灣新“總統”蔣經國就職典禮的日子。國務院中華民國科的官員只好說對這種巧合表示遺憾。奧克森伯格連一句道歉的話都沒有，只是冷冷地說了一句：“這事無法改變了。”
沈劍虹還不甘心，就要求約見布熱津斯基本人。但是，布熱津斯基傳出來的答覆是太忙了，只能在訪問北京回來以後再考慮會見。沈劍虹敏銳地感覺到形勢有些不妙了。
5月19日，布熱津斯基一行終於乘專機飛離華盛頓，開始了他的中國之行，並按計劃於5月20日抵達北京。
□布熱津斯基說鄧小平“個子小，氣魄卻大，立即使我心折。和他談話以後我更加理解他何以能經受住政治生涯中的所有挫折，但更重要的是，他的目的感和幹勁使我印象深刻。他是一位知道自己需要什麼、能和誰打交道的政治領袖。”
□聽了布熱津斯基的彙報後，卡特說：“你被鄧小平迷住了”。
當布熱津斯基飛越太平洋上空的時候，表面的平靜並不能掩飾其內心的波瀾，他的心像太平洋的波濤一樣起伏不已。後來他在回憶錄裡回憶起這次北京之行時說：他不由自主地將自己的這次訪問，與10年前的1971年夏天基辛格那次秘密飛越喜瑪拉雅山的“勃羅行動”聯絡起來。甚至他還想到非常巧合的是為美中關係正常化做出貢獻的基辛格和自己，兩人竟然都是非美國出生的移民（基辛格是在德國出生的，他是在波蘭出生的），而且在接受這項任務時都從來沒有到過中國，對中國幾乎是一無所知，又沒有什麼特殊感情，只是有相同的戰略考慮。
在飛機上，他還非常關心講究禮儀的中國會給予他什麼樣的禮遇。他問助手們，基辛格和萬斯第一次飛抵北京時都有什麼人去機場迎接。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奧克森伯格告訴他，基辛格第一次飛抵時，迎接他的是過去與馬歇爾將軍在軍調部共過事的葉劍英元帥，後來是軍委副主席，還有就是當時剛宣佈出任駐加拿大大使的黃華；而去年迎接萬斯國務卿的是已經擔任外交部長的黃華。布熱津斯基之所以問這個問題，是擔心他飛抵北京時受到怠慢。他所擔任的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在職務上與國務卿相當，會受到相同的歡迎禮儀嗎？
1978年5月20日中午，布熱津斯基一行十人抵達北京。同行包括他的夫人，以及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塞繆爾·亨廷頓、國防部的莫頓·阿布拉莫維茨、國務院的裡查德·霍爾布魯克、弗蘭克·普雷的助手本·休伯曼和奧克森伯格等。
當美國專機在首都機場降落，外交部長黃華夫婦出現在舷梯下的時候，他很高興。他曾說：“這是一個訊號，說明中國人決定對這次訪問給予與國務卿來訪同樣的規格。”
這是布熱津斯基第一次訪問北京，印象很新鮮。布熱津斯基在回憶錄中說：
為了使中國參加到我想要推進的關於建立更廣泛關係的會談中來，我們中的4個人準備向中國人廣泛地介紹情況：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塞繆爾·亨廷頓，專談我們對蘇美均勢的估計及由此產生的戰略問題；國防部的莫頓·阿布拉莫維茲，全面介紹軍事情報，並提出兩國軍事代表團互訪的建議；國務院的理查德·霍爾布魯克，專談擴大文化和經濟合作問題；在費蘭克的新聞班子和國家安全委員會任職的本·休伯曼，專談擴大科學合作，包括總統科技顧問普雷斯博士可能訪華的問題。我在中國事務方面最親密的顧問米切爾·奧克森伯格則直接與我一起準備我所要作的關於美國對外政策的全面介紹，這一介紹是我與中國領導人進行更為直率的討論的序幕。
當天晚上，外交部長為我舉行正式晚宴，席間互相祝酒———我們祝酒時措詞謹慎，以示我們意圖的嚴肅性。
星期天早晨，我們先去參觀毛澤東的紀念堂。看到有教養的中國人也學俄國人的作法，將他們的革命領袖的遺體作了防腐處理並予以展出，我未能苟同，對於所謂的科學的唯物主義者來說，這是一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