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和世界風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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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相矛盾的風格。這個上午餘下的時間用於與中國外長進一步交換意見，他介紹了中國在對外政策問題上的立場。下午，我參觀了紫禁城。這種宮殿與手工藝品卓越非凡的組合，使人們理解到中國本身一直就是一種文明，其程度之高非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可比，相當不同尋常而富有特色。然後，我與鄧小平副總理第一次會談，晚上也同他在一起，在仿膳吃了一頓精緻的便宴，仿膳飯館設在北京中部的北海公園，前面有個小湖。飯罷，去聽京戲，上演的都是傳統的京戲，顯然與最近對外賓的做法不同。

深諳談判藝術的布熱津斯基對這次訪華，可謂作了充分準備，在對美中兩國近10年的談判記錄作了潛心研究分析之後，精心設定了一套談判計劃。他知道，在同鄧小平或華國鋒會面以前，他與中國外長的談話，中方將會進行全面研究。因此，他就在第一天與黃華外長會談時，連翻譯在內，用了三個半小時，“有意識地將概述美國對外政策的開場白講得很長，很全面”，清楚而充分地說明美國贊成什麼，卡特政府想做的又是什麼。目的是想在戰略問題上一旦達成若干一致意見後，再和最高領導人私下討論此事。也就是說，“真正的協商和確實重要的交換意見主要是在與鄧小平副總理和華國鋒總理會談時進行的”。

5月21日下午4時零5分至6時30分，鄧小平就在人民大會堂南門接待廳會見了布熱津斯基。鄧小平是在布熱津斯基剛剛參觀了故宮博物館後就進行這次會見的。

布熱津斯基在回憶錄中說：“在會見中國外長時，雙方代表團在長桌兩邊相向而坐，但在這次會見中，鄧與我卻並排坐在扶手椅中，鄧在我左邊，他那照例必備的痰盂在他左邊。伴我前往的只有邁克·奧克森伯格，他能講中國話並做詳細記錄，在座的還有倫納德·伍德科克大使。代表團其他成員對未能列席都沒有意見，只有霍爾布魯克因未能參與這次會見而就個人特權問題大做文章。然而我受到總統明確指示的限制，要使會見保持在小範圍內，並保守機密，那麼大使顯然應該排在他的前面。會見是從鄧的一句關懷話開始的。鄧說：”你一定很累了。‘我回答說：“我感到振奮。’這句話準確地表達了我的情緒。在繼續寒暄幾句以後，鄧就言歸正傳了。”

布熱津斯基告訴鄧小平，他已經將毛澤東、周恩來和鄧小平與美國主要政治家和參議員的談話記錄都閱讀了一遍。

鄧小平說：“美國朋友我見得不少，中國問題不難了解，你從過去的談話記錄中，可以瞭解我們的看法、觀點和主張，我們已經直截了當地說出來了。毛澤東主席是個軍人，周恩來也是軍人，我也一樣。”

布熱津斯基回答說：“軍人說話就是痛快直率，但美國人也有說話直率的名聲。我希望你沒有覺得美國人或美國有什麼不容易理解的。”

緊接著，布熱津斯基“便一頭栽入”他在與黃華外長會談時迴避了的話題，即關係正常化問題。布熱津斯基說：“總統要我轉告你，我們準備不僅就國際形勢，不僅就我們並行不悖的行動可能有助於推進同樣的目標或抗拒同樣的危險等方面認真進行會談，而且準備開始就兩國更直接的關係問題作更加積極的會談。”

鄧小平仍持懷疑態度，因為布熱津斯基頭一天和黃華的會談中，並沒有具體涉及到這一實質性問題。於是，鄧小平說：“閣下，現在的問題仍舊是下決心。如果卡特總統在這個問題上下了決心，我想解決這個問題就比較容易了……為了實現正常化，你認為應該做到什麼呢？”

關於這個問題，在回答時，布熱津斯基試圖讓鄧小平了解美國對盟國的義務，也瞭解美國在國內面臨的困難，特別是在臺灣問題上遇到的困難。布熱津斯基為此談了相當長的時間，他說：“在和閣下私人討論以及在這小範圍內保密的情況下，我還可以說，總統本人準備在實際可行的情況下儘快解決這個問題。我們無意人為地延遲解決……因此，總統準備在國內承擔解決兩國之間突出問題的政治責任。他承認這是我們的責任，而不是你們的問題。在兩國關係中，我們將繼續遵循上海公報，遵循只有一箇中國、解決臺灣問題是你們自己的事這條原則。然而，與此同時，我們還有某些國內問題和某些歷史遺留下來的必須加以克服的問題。這些問題複雜、困難，在某些方面相當帶有感情色彩。這就是我們為什麼必須在和平解決臺灣問題方面找到能夠讓我們表達我們的希望和期待的某種方式的原因，儘管我們承認這是你們的國內事務，我們是按照上海公報的精神這樣做的……”

鄧小平回答說：“雙方都可以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