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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脖梗挺直，好象那三聲是敲在腦殼上，將本來立正的身體繃繃緊，站得更加立正。
“我負荊請罪，我一炮沒放好……”陳毅的四川腔聽上去別有一番誠懇、令人愛惜的韻味。
“就這一句就完了？”總理轉身，犀利的目光逼迫著陳毅，聲色俱厲，聲音很大：“你是中國的外交部長，不請示不報告，你就敢在那裡擅自放炮表態，都像你這樣還了得？誰給你的權力？這是國際影響問題：”
“我錯了，我向總理檢討。”
“不是向我檢討，要向毛主席，向黨中央檢討！”總理以新的激烈的勢頭講。他的聲音很少這麼大，抽一口大氣，忽然合了一下眼，好象被起伏的情緒暈眩了一般，剎那間又及時約束住自己；他立了片刻，起伏的胸脯漸漸平和下去，重新望住陳毅，目光和聲音都放緩和些：“外交部不同其他，一言一行都會帶來國際影響，一言一行都要慎之又慎。我在開羅下了飛機就向毛主席、黨中央彙報請示，你在阿爾及爾就敢不彙報不請示擅自發表意見，革命大半輩子連這點組織紀律性都沒有？……”
陳毅低下頭：“我向毛主席、黨中央作檢討。”
陳毅元帥走了。當時的總參作戰部副部長，總理的軍事秘書雷英夫小心翼翼向總理進言：“總理，您是不是批老總批得太重了？”
周恩來目光嚴肅地望了我們在場人一圈，說：“他們都是各路諸侯，在這裡我不嚴厲批評他，回去他的諸侯國誰還敢批評他？”我藉機也小聲說：“我聽一些部長、副部長說，一向你彙報工作就緊張害怕。”
總理氣已經消了，搖搖頭說：“他們才不怕我哩。他們怕的是自己有官僚主義又一下子克服不了毛病，被當眾罰站。”
總理發脾氣也是分場合，分物件的。他不會向外賓發脾氣，也不會向基層幹部更不會向群眾發脾氣。他只對犯有官僚主義錯誤的黨內的高階領導幹部發脾氣，只向自己親近的身邊人發脾氣。這同一般中國人的習慣是一致的，因為親近的人彼此瞭解，發發脾氣不會產生什麼隔閡，彼此容易理解。
總理跟鄧大姐鬧點脾氣時，表現是“拂袖而去”，脫離接觸，過那麼幾小時，雙方氣就消了，再見面就像什麼事也沒發生過一樣。總理跟我們這些身邊工作人員發脾氣，表現就又不同了。因為我們整天和總理“泡”在一起，十幾個秘書一天到晚輪番跟他打疲勞戰，太親太近了，無須任何顧忌，所以發起脾氣也隨便些，不必“注意影響”。
若是我們工作上出了大的差錯，總理發點脾氣，這是沒什麼話好講。我要講的是，有時總理在外面生了氣，遇上不順心的事，回來偶爾也會對我們批評幾句。大凡世間，位有高低，事分大小，而情無二致。生活中許多人在外面遇了不順心的事，回到家來或見了親近的人，不也是容易有所表現嗎？我們的總理也不例外。
60年代初，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書記科列加訪華，來要援助。少了不行，多了我們給不起，前後援助他們70億美元，還嫌少。雙方談不攏，總理心情很不好，又不能跟兄弟黨領導人發脾氣，臉上還得笑著，心裡實在憋氣。他提議帶科列加去大寨參觀，叫他們學學自力更生，看看中國人吃什麼，在什麼樣的土地上耕種，表現出一種什麼精神。這趟大寨之行，原定的隨行人員中有警衛喬金旺。
喬金旺是1947年參軍的老同志，給朱總司令站過崗，給張聞天、彭德懷當過警衛，也在總理身邊當過衛士，是個老實、謹慎，富有經驗的好同志。行前的一夜，恰好他值班。遇上天氣不好，刮一夜大風。總理也不知工作到多晚，天快亮時熄了燈，天剛亮屋門就開啟了。
總理起床有清嗓的習慣。聽到清嗓的咳聲，老喬就守過去，怕總理有事。
“昨天夜裡誰值班？”總理問。
“我值班。”老喬心裡有點犯喃咕。因為見慣了微笑的總理，和藹可親的總理，所以總理只要臉色一陰沉，人們就會感到分量重。可能夜裡沒睡好？
喬金旺剛想到這裡，總理已經板著臉說：“昨晚你沒把門關好，響了一夜。”
“是……總理。”喬金旺嘴裡應著，心裡有點想法。所有身邊作人員都知道總理睡個覺不容易，腦子總是興奮過度，所以入睡很困難。他又不敢像主席那樣每晚三次服安眠藥，他只服一次，怕服多了睡不醒誤事，所以到睡覺時，值班警衛都是認真關緊門窗，鎖好門，鑰匙帶在手上不敢稍松。老喬是個仔細人，怎麼可能沒關緊門窗呢？但他不能解釋。我們都有經驗，總理批評你時，有理也不要當時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