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聖壇的周恩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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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是開天闢地的大事。”

“毛澤東厲害，能把斯大林請出來；羅斯福和丘吉爾也沒能做到，沒能如此。”

斯大林出現時，那些大使，那些部長、將軍們都像孩子一樣爭搶著一睹斯大林風采，並不像現在某些作品出於政治原因所描寫的那樣。我當時看到的情景，所有人都是發自內心地歡呼，夾道迎著斯大林鼓掌，拼命擠前一點，就是想多看一眼，那是真正的崇拜，沒有偽裝和做作，見到斯大林與毛澤東站到一起時，多少人流下了淚。真流淚假流淚，真歡呼假歡呼，真激動假激動我還是分得清，看得明的。比如“文化大革命”開始一年後，那種歡呼萬歲已是越來越假，越來越口是心非。豈止我看出來，絕大多數人都清楚，只是不敢說或不能說罷了。

現在沒有什麼不敢說或不能說的。實事求是講，1950年我見到的所有歡呼者，流淚者，都是至倩至性的真實流露，決無半點虛偽假裝。

就在這樣的中蘇友誼，這樣的熱烈親密中，總理卻沒有生出盲目性。去莫斯科的列車上，他連續閱讀獲斯大林獎金的小說《旅順口》。一般人讀這本書，一聽獲斯大林獎金，便盲目跟著喝彩、叫好。周恩來沒叫好，越看越皺眉，最後把書一摔說：“滿紙胡說八道，這種書居然還獲斯大林獎金，可見蘇聯也並不是什麼都好，什麼都對。”

到了1950年底，抗美援朝戰爭緊張進行之際，周恩來的軍事秘書雷英夫擔心敵人在遼東半島登陸，利用工作之餘讀這本《旅順口》，想從中得到一點在遼東半島設防的啟示。

在一次聊天中，周恩來聽說雷英夫對照地圖看《旅順口》，就問：“你讀這本書感覺怎麼樣？”

“不怎麼樣。”雷英夫說，“不像外面吹捧那麼好，我是為了研究戰爭參考著看一看。”

“這本書很糟糕。”周恩來評價說：“很糟糕的書還獲得斯大林獎金，獲得某些人喝彩，那就更糟糕，簡直是糟糕透頂。”

“總理看過這本書？”

“我是今年一月去莫斯科的路上看的，印象壞極了，有些地方簡直看不下去，真正的中國人都會有這種感覺，不會盲目地跟著去吹噓。”周思來很少有地掰了一下手指：“第一，這本書是吹噓沙俄侵略戰爭；第二，旅順口陷落時，列寧有篇文章說這是掠奪性、反動性戰爭，這本書卻仍然大加宣揚；第三，極盡醜化中國人之能事，不是特務、奸商，就是妓女、騙子。第四，書中歌頌的英雄馬卡洛夫，是個擁護沙皇反動統治制度及其侵略政策的傢伙。有這4條，這本書是什麼貨色就很清楚了。他們就是改不了的大國沙文主義！”

在那個“一邊倒”的年代，張口閉口蘇聯老大哥的年代，總理講出這樣的話，確實給我們發熱的頭腦降了降溫。知道“斯大林獎金”也不能迷信；他們搞大國沙文主義，搞民族主義，我們也必須堅持自己的民族性，站起來的中國人民再不能有絲毫的奴顏媚骨。

正像周恩來所說，“我首先是一箇中國人”。在娛樂中他也從不忘記。

1954年我隨周恩來去參加日內瓦會議，出發前，他特意關照，讓把我們新拍攝的越劇《梁山伯與祝英臺》帶上。

會議期間，我們先放映了紀錄片《1952年國慶節》。這部紀錄片受到熱烈歡迎和讚歎，一位瑞士記者在報紙上報道說：“當全副武裝的中國軍隊和手捧鮮花的姑娘們邁著矯健的步伐，跨進日內瓦的銀幕時，西方和東方的無冕之王們都情不自禁地一起發出輕輕的讚歎聲。”

影片結束後，觀看影片的記者們紛紛圍過來和中國代表團的人握手祝賀，講了許多熱情洋溢的讚美話。連英國的記者也承認：“再也不能拿1949年以前的眼光來看中國了。”

但是，美國一位記者卻心懷敵意地說：“這部影片不能不叫我們擔心，中國是不是在搞軍國主義？”

情況彙報到周恩來那裡，周恩來早有準備地說：“他說我們搞軍國主義，我們就再給他們放一部《梁山伯與祝英臺》，看他們還有何感想？”

大家聽了這個決定，心裡都沒譜。前些日子周恩來請卓別林看《梁山伯與祝英臺》，客人都是文藝界或與文藝界有關的人士，這些專門人才都看懂了而且興趣很大，當時演出效果很好。但現在請政府官員和記者看，效果會怎麼樣？是否會應了那句話——洋鬼子看戲，傻眼了。

負責這項工作的新聞聯絡官是熊向暉同志，他對這件事有過回憶文章。為了洋鬼子看戲不傻眼，他請英文翻譯將劇情和主要唱段寫成了一本16頁的說明書，劇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