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浩劫--被遺忘的大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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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本文化的時候說：“直到今天日本人也認為一個有禮貌的回答是為了讓提問者感到滿意。有禮貌是日本人的民族特性，這聽起來使人吃驚嗎？”

其他一些專家把日本的戰爭暴行歸因於日本文化本身。美國人類學家羅絲·本尼迪克特在她的著作《菊花與刀》中寫道，由於日本杜會的道義責任並不普遍，而是地區性的和對個人的，所以在外國的土地上道義責任就很容易被破壞而置於腦後。一些專家譴責日本宗教的非基督教性質，聲稱基督教提倡所有人類皆兄弟的思想——的確，一切事物都是上帝的想象而創造的——而日本的神道主義的要旨則是隻有天皇和他的後代是上帝的想象而創造的。由於這種差異，這些專家斷定：某些文化，無論他們多麼深奧，仍停留在他們的核心部落時代，在這裡個人對部落內部的人所承擔的責任完全不同於對部落這外的人所承擔的責任。

這種假說存在內在危險，因為它有兩個含意：第一，日本人的宗教價值天生不如西方文化具有人道，因此必須用不同的標準來衡量（我發現這是一種既不負責任又具有優越感的含意）；第二，猶太教與基督教文化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幹出像南京強姦那樣的暴行的。當然，在德國這個虔誠的基督教國家，納悴黨的30…40年代找到了一種辦法，使德國人在精神上喪失人性，甚至把他們宣稱是德國人的敵人的民族看成魔鬼。其結果是導致了我們這個星球從未有過的某些最邪惡的犯罪。

回顧千年歷史，使人清楚的是，沒有一個種族或一種文化在戰爭的殘酷性方面佔有壟斷權。文明的外衣看起來是太薄了——以致人們能夠很容易就把它撕去，特別是在戰爭的壓力下。

那麼我們將如何解釋在南京城發生的日復一日的原始獸行呢？日本人與他們的納粹同黨不同，大多數納粹分子被關進監獄，或被處決，即使活著的人，也是作為逃脫法津制裁的逃犯而餘度殘生，但許多日本戰犯仍然活著，並在日本政府的保護下過著平靜而舒適的生活。因此在這個星球上存在著很少的一些人，他們不用擔心國際法庭會找他們算帳，能向作家和記者透露一些他們在二戰暴行中的思想和感覺。

這就是我們瞭解到的情況。日本士兵不僅在中國的戰鬥中變得冷酷無情；他對執行殺害中國的戰鬥員和非戰鬥員的任務也一祥冷酷無情。的確，日本軍方組織的各種競賽和練習，使它計程車兵對人類的本性——反對殺死不進攻者——麻木不仁。

例如，在日軍去南京的路上，日本計程車兵被要求去參加殺人比賽，日本的新聞媒體把這種比賽當做體育專案進行熱情采訪。最臭名昭著的一次是12月7日《日本廣知新聞》刊登的題為“兩中尉百人殺人競賽彼此難分高下”（圖片上為“少尉”—編注）的文章。

同屬駐紮於句容縣的片桐部隊的向井敏明中尉和野田毅中尉進行友誼比賽，看誰在日軍完全佔領南京前，能首先用馬刀砍死100箇中國人，比賽已順利到達最後階段，兩者幾乎不分勝負。在星期六（12月5日）……據《朝日新聞》報道：比數是向井中尉砍死89人，野田中尉砍死78人。

一週以後，該報報道說他們兩人都不清楚是誰選達到了100人的成績，於是他們把目標提高到150人。“向井的刀刃在比賽中稍有損壞”，《日本廣知新聞》報道說，“他解釋說這是把一箇中國士兵連鋼盔帶身軀全都劈成兩半的結果。他聲稱，這個比賽很”有趣“。

這樣的暴行並不僅僅發生在南京地區。這只是整個戰爭期間日本人在中國訓練其士兵冷酷麻木的典型。一個叫田島的日本士兵提供的下述證詞並不鮮見：

有一天尾野少尉對我們說：“你們還沒有殺過人呢，　所以今天我們要做一些殺人練習。你決不能把中國人看　成是人，要把他們看成是連豬狗都不如的動物。勇敢些！　現在，自願做殺人練習的，走到前面來。”

沒有人動，少尉發怒了。

“你們真是一群膽小鬼！”他吼叫著，“你們沒有一　個人稱得上是一個日本軍人。沒有人自願嗎？那麼，我就命令你們。”於是他開始點名，“大谷——吉川——上　野——田島！”（天哪！叫到我了！）

我用顫抖的手舉起我上著刺刀的槍，在上尉歇斯底里的咒罵聲中，慢慢向那個嚇壞了的中國人走去，他站　在坑旁，那坑是他幫助給自己挖的墳墓。我心裡乞求他　的原諒，閉上眼睛，耳邊響著少尉的咒罵聲，把刺刀猛地扎入那個嚇呆了的中國人。當我再次睜開眼睛時，他已經跌入坑裡了。“劊子手！罪犯！”我罵自己。

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