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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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那天，松井仍然因日本士兵在南京的行為而情緒煩亂。在祝酒時他對一個日本外交官透露：“我的部下幹了一些非常錯誤的事，我深感遺憾。”
但是強姦仍在繼續，屠殺也在進行。松井對此似乎無能為力。如果人們能相信許多年以後松井講述的這個故事：他對南京的短暫訪問甚至使他流下了眼淚。“慰靈祭儀式結束後，我馬上召集高階軍官並當著他們的面流下了憤怒的眼淚”，在1948年被處以紋刑前，松井告訴他的佛教懺悔法師，“朝香宮和柳川將軍……都在場。我對他們說，在士兵犯下累累獸行的那一刻，一切事情都已成泡影。但是你能想象嗎？那些士兵事後竟還嘲笑我。”
慰安婦：南京的遺留物
發生在南京的大規模強姦的一個最離奇的結果是日本政府對來自西方國家的大量抗議的反應。日本統帥部不是去鎮壓或懲罰這些肇事計程車兵，而是制定計劃建立一個巨大的地下軍妓組織——這個組織將把整個亞洲的成千上萬的婦女納入它的大網之中。“日本華中派遣軍釋出命令，在這段時間內修建慰安房”，日本中央大學的著名歷史教授吉見義明評論道：“在上海和南京的戰鬥期間發生大規模強姦事件後，日本害怕來自中國、美國和歐洲的指責。”
這個計劃很直接了當。誘拐、購買或綁架8萬到20萬婦女——他們中的大多數來自日本的殖民地朝鮮，但也有的來自中國、臺渭省、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日本軍方希望用這個辦法減少隨意強姦當地婦女的事件（以便消除國際社會譴責的機會），透過使用避孕套遏制性病傳播，酬勞在前線長期作戰計程車兵，當然，當後來全世界都瞭解了這個計劃的時候，日本政府拒絕承擔責任，戰後幾十年來，他們一直堅持咬定是私人承包商而不是帝國政府在經營這些戰時軍隊妓院。但1991年，吉見義明從日軍國防檔案館裡發現了一份標題是“關於為軍隊妓院招募婦女”的檔案。這個檔案印有日本統帥部首腦的私人圖章，並命令立即修建“性慰安設施”，以阻止軍隊強姦日軍佔領區的中國婦女。
1938年第一家正式註冊的慰安房在南京附近開業。用“慰安”一詞來指這些婦女或是這些婦女居住的“房屋”是很荒唐的，因為它使人想象出遊樂勝地的景象：漂亮的藝妓彈著琶琶，給男人洗澡按摩推拿。事實上這些妓院的條件之汙濁超出了大多數文明人的想象。無數婦女（日本人叫她們“公共廁所”）在得知她們自己的命運後自殺了；一些人死於疾病或遭殘害，那些活下來的人終生蒙受恥辱和孤獨、不孕或體弱。因為大多數受害者來自對婦女的貞操理想化的文化圈，即使那些活著的人，她們的大多數在戰後直到最後也不肯講述她們的經歷，因為擔心面臨更多的恥辱和嘲笑。亞洲的儒教——特別是朝鮮的儒教——把女性的貞節看得比生命更重要，而且永遠認為，任何婦女在經過了如此屈辱的經歷後不去自殺面仍然能夠活下來，是她自己對社會的侮辱。因此半個世紀以來，只有極個別的慰安婦鼓起勇氣打破了沉默，並要求日本政府對她們的遭遇提供經濟補償。
南京大屠殺背後的動機
現在我們終於要回答所有間題中最令人困惑的問題——在南京日本士兵的心理狀態。當那些手持步槍和刺刀的十幾歲計程車兵施暴時，他們的腦子裡想的是什麼？
許多學者對這個間題絞盡腦汁，但發現不可能找到答案。西奧多·庫克與他的妻子哈羅科·塔亞·庫克合寫了一本書《戰爭中的日本：口述歷史》，西奧多·庫克承認，南京的強姦獸行使他困惑。他發現在日本內戰中沒有相類似的情況，面且蓄意的破壞和大規模的屠殺城市人口似乎是蒙古歷史而不是日本歷史的一部分。他說，試圖研究在南京的日本人的心理，就好帶凝視著一個“黑洞”。
大多數人發現很難把南京的野蠻暴行和日本人有名的過分講究的禮貌和優雅的舉止一致起來。但某些軍事專家認為，這兩種看似大相徑庭的行為舉止實際上是相互糾纏在一起的。他們指出，古代武士階層具有令人生畏的地位，在幾個世紀裡他們擁有對一個農民的砍頭權力，如果這個農民未能對這個武士提出的問題給以有禮貌的回答的話。一位美國海軍情報官員在寫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