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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流派，但是，當日的這個流派的出現，要有何等的勇氣，又付出了多少代價，這些，都是需要詳細撰寫的。繪畫首先要畫出他對事物的認識，這是西方藝術大師的語言：“師古未若師物，師物未若師心”，這是中國藝術大師的語言。有出息的畫家要從物象裡畫出他自己來。明清之際，畫風日頹，由於皇室貴族的寵愛，師古擬古之畫被尊為主流，清初四王，多屬達官，併兼畫人，他們繪畫題材狹仄，筆色濃潤，摹仿逼肖。他們畫出的只是一種未敢越雷池一步的自己。但是，他們的影響遍於各地畫壇。他們的畫風得以為朝堂所推崇，考其原因，自然是因與清初之文化高壓政策相契合，是懾於威勢，以馴服求得安寧計程車人心態在繪畫中的反映。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他們的畫風，把中國的繪畫藝術引入了絕境。在藝壇嚴寒肅殺的季節裡，無法避免會有春雷。石濤、八大的藝術是春雷，八怪諸人所形成的聲音更是隆隆的春雷。他們在繪畫裡表達了平民對於生活的見解，為後代藝術的長足發展拓寬了道路。說他們是磐石之下曲折昂首的黃山之松，是並不為過的，他們真正是不怕丟官、不怕坐牢、不怕終身貧賤而頑強地表現著自己的一群，在中國藝術史上，他們是屹立於歷史潮頭的人物，是值得人們緬懷追憶的革新的一派，幸勿以派輕視他們。
還有一個問題需要回答：八怪諸人來自四方，匯為揚州八怪，是什麼原因促進了這種歷史的偶然？說偶然也是偶然，但偶然源於必然。應當說，康乾之世，號稱東南一大都會的揚州有一種磁力，吸引思想上和藝術上的異端人物聚集在這裡，形成一種氣候、一種流派。這種磁力的形成，主要是商業的繁榮。清初帝國一統，中樞的供給，大半仰於東南。從中央到達東南的生命線是這條運河。揚州居運河與長江之交匯處，自然地成為漕運、鹽運的樞紐，成為吸引萬商雲集之繁華都市。和南京北京相比，商業的自由多少保護與縱容了思想與藝術的自由，初見端倪的資本主義經濟的和風，把一批自由的種子吹聚在這裡發芽滋長。當日蘇杭自然也屬商業大埠，金農便是杭州人，杭州人所以要趕到揚州來充八怪之數，考其原因，蓋出於揚州畫壇傳統勢力，相對地顯得比較薄弱，這裡畫壇的凍土層易於衝破。先是來了石濤。若干年後，福建的黃慎、安徽的汪士慎、浙江的金農、南通的李方膺也來了。他們和本地的高翔、李鱓、鄭燮以及他們的晚輩羅聘或為風雨至交，或為詩畫之友，客觀上形成了一種風格相近、趣味相似的畫派，人傑與地靈之間形成了一種互為因果的關係。
尋遍八怪詩文，很難見到一個“怪”字，他們自己沒有想到，他們身後竟以“怪”名。八怪之形成畫派，只有默契，沒有“文契”。如果要在八怪中推選一位“會長”，筆者以為非板橋莫屬。論年齡，鄭不及復堂；論書畫造詣，鄭又不及金農；然而復堂聲色荒淫，冬心眼空無物，論在廣大士民中的影響，諸人又不如板橋。所以，板橋的故事要多寫幾章。八怪倘若要推一位“名譽會長”，筆者以為非石濤和尚莫屬。南來的奇僧開揚州畫派之先河，八怪諸人有詩文為證。所以，故事要從石濤南來說起。
這本書的緒言、序章和一至五章由我撰寫，六至十一章及附錄和後記由朱福鱓先生撰寫，大事年表則共同編成。卷首概括地寫了一點關於八怪的理解，算是開鑼戲。有開鑼必有壓軸，最後的話將由福烓先生向讀者請君交代。
是為緒言。
丁家桐
一九九一年歲末
序 章 南來一奇僧
——石濤在揚州
一、金枝玉葉的和尚
石濤來到揚州，約在半百之年，那一年是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那時候，他已是名滿南北的畫僧。
關於他的身世，“西來君莫問，託跡住人寰”，和尚守口如瓶，他的密友也勸人不必打聽。當時人只知道他叫“苦瓜和尚”。何謂“苦瓜”？懂得一點佛教皮毛的人，都知道茫茫人世，不外苦集之場，佛家認為，人的一張臉，眉毛是草字頭，眼鼻合成一個十字，嘴是一張口，人臉合成一個“苦”字。“三界無安，猶如火宅”，人的一生，就是在苦難中煎熬。和尚自稱苦瓜，大概是為了潛心修持，以期脫離苦海，到達涅槃之彼岸吧。士民這樣理解，官府也這樣理解，覺得這和尚也沒有多少特別之處。但是，也有少數幾位，即知道和尚底細的，在“苦瓜”兩個字的背後，看到了和尚內心隱處的深沉的痛苦，知道和尚的命名實在是大有深意。
他的身世，直到晚年，才透露一點訊息。他給另一位畫僧八大山人寫過一首詩。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