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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重視直覺和經驗的思維方式，有農民實用、務實的理性精神，腳踏實地，摸索前進，沒有調查研究就不爭發言權。他對農民的思想情感和喜怒哀樂都能夠給以最深切的理解和最體貼入微的同情，無論戰爭年代還是後來的和平時期，他最喜歡和普通人，尤其是與農民或農民出身的戰士發生聯絡，打成一片；他不止一次地深入到國內的許多工廠、礦山、農業合作社、手工業合作社、供銷合作社，以及林區、林場、苗圃、農場、農村、山區進行視察，全國除臺灣、西藏、寧夏之外，所有的省、市、自治區他都視察過，而且很多地方去過不止一次。從漠漠黃沙到茫茫碧海，從白山黑水到天涯海角，到處都留下了這位農民首長的足跡。在井岡山，他同戰士一起下山挑糧；在延安，他和身邊工作人員一起種菜、拾糞。進城以後，他仍然保持這種優良作風，時刻關心群眾疾苦，與人民同甘共苦。自從1955年我國實行軍銜制以來，朱德從來沒有拿過元帥的工資，因為他自己立下了一條不為人知的規定，那就是，各方面的待遇不許超過毛澤東和周恩來，他是沒有拿過元帥工資的共和國第一元帥，不僅如此，他還一向教育自己的兒、女、孫、侄們，工作上要向高標準看齊，生活上要向低標準看齊，臨終前，他屬咐他的老伴和戰友康克清，把二萬多元的積蓄全部交給了黨，不為子孫留下分文，直到他去世後，孩子們才知道，他們的爺爺從來沒有拿過元帥的工資。朱德曾經說：“我是一個用農民的態度對待金錢的農民。”其實，朱德的處世哲學和心理結構中有著農民、革命者、軍事家三種成份，他身上的後兩種成份，使他出身於農民家庭，又不同於普通農民，使他汲取了歷代農民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將軍事與論原則同農民革命的游擊戰經驗結合起來，走出了一條前所未有的新路；正是他的農民情結，使他處處依靠群眾、發動農民，將革命的力量最大限度地也是空前地調動和利用起來，“置身青雲毋忘貧賤，此其所以神也”（蒲松齡語）。
朱德沒有把自己的“根”從廣大農民的肥沃土壤中拔出來，是因為他認識到農民具有“兩面性”，革命者的大知大覺和軍事家的雄才膽略使他能夠高瞻遠矚，“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當他站出來反觀農民階層時，既看到了它的短視、狹隘或急功近利的一面，又看到了農民純樸、善良、務實、勇於吃苦耐勞等可貴品質，農民世代受壓迫，革命的潛力最大；毛澤東說：‘中國曆來只有地主有文化，農民沒有文化。“沒有文化的農民雖然存有一線”學而優則仕“、”白衣致卿相“的幻想，但也最需要有一種正確的思想來引導，有一批先知先覺者來發動。封建中國的統治階級歷來都推行一種反動的愚民政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所以封建時代的文化產品正象物質產品一樣，被上層社會壟斷和把持著，封建統治者的目的在於愚民好統治，損人利己，瘦民以肥己；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後，同樣緊緊抓住了農民這個根本的問題，但根本不同在於，中國共產黨是用先進思想武裝起來的，是為大多數人謀利益、謀幸福的，當它領導中國的幾億農民推翻了三座大山、趕走了日本侵略者、打敗了國民黨反動派、建立起新中國並解決了幾億農民的溫飽問題之後，世界也不能不為之矚目並且為之震撼！
舊中國的農村，占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和舊式富農，佔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土地，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僱農和貧農，只佔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二三十。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一直有著兩種路線的鬥爭：是堅決依靠廣大農民、爭取動搖地中間勢力，把革命引向勝利？還是拋棄農民，妥協退讓，踢開農民鬧革命？1927年，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充分估計了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偉大作用，明確指出在農村建立革命政權和武裝農民的必要性，強調民主革命的中心問題乃是農民問題，黨領導農民開展農村大革命，推翻封建勢力，乃是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標，要在中國推翻幾千年根深固的封建統治，沒有一個億萬農民群眾參加的農村大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該文著重宣傳了放手發動群眾、組織群眾、依靠群眾的革命思想。幾年之後，毛澤東又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井岡山的鬥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述中科學地分析了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指出廣大農村是一種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可以完全不依賴城市而獨立生存，而且農村又是敵人統治的薄弱環節，無產階級先鋒隊應該深入農村，發動農民，武裝農民，開展土地革命，在廣大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在鬥爭中積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