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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獨自躺在房間裡，徹夜不眠，重新估量自己的前程和生命的意義。在老家時，朱德終於坦白承認自己扯了謊，並且告訴家人，自己要在儀隴縣做體育教師，開始掙錢償還家裡的債務。坦白的後果是可怕的，開始是一陣吃驚後的沉默，接著父親問他，體育是什麼意思。他解釋以後，父親大叫起來，說全家苦幹十二年，為的是要教育出一個子弟免得一家捱餓，結果你打算去教學生怎樣伸胳膊邁腿，苦力也會這個！接著他跑出家門，一直到朱德離家時，他仍沒有回來。那天晚上，朱德母親的眼睛哭得又紅又腫。這些情景，朱德終身難忘。後來，他回憶說：“我並不責備我的家庭。我過去深恨父親暴躁、冷酷，可是現在我知道這應該由農民生活的無情現實來負責。我也不責備我的家庭在我回家時對我那種低聲下氣的態度。我認為那是舊制度下的辛酸產物。他們不願望意我填補我與他們之間的鴻溝，不願意我在夏天下地幹活，不過是要使我不致重新陷入農民生活的深淵。我違背了古代相傳的孝道，可是自覺對家庭的忠誠，應該服從於更大的忠誠——對國家和全體人民的忠誠。一個人不能把自己侷限在家庭裡。雖然是農民的子弟，我現在明白，我並不是一個一腳站在地裡，一腳站在學校裡的農民，而是已經轉換到另一個階級去了。走回頭路已是太遲，而且我也不打算回頭。我已經選擇了自己的道路。”（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朱德終於未能加入一種惡性迴圈圈，因為他心裡清楚，即使連連考中，還得拿出一大筆錢來捐官，一朝權在手，一定會變成一個貪官汙吏，變本加厲地壓榨百姓，正所謂“多年的媳婦熬成婆”。他不顧家人省吃儉用，借高利貸供養他以使日後有人“支撐門戶”、“免受人欺侮”的期望，毅然決然地走上了自己選擇的道路，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開始了反對封建主義的真正鬥爭”。朱德離開家裡去儀瓏縣任體育教師時，六十來歲的養父穿著一件滿是補丁的衣服和一雙舊草鞋，送了好幾里路才回去。最後，他站住腳步轉過身去，慈祥而寬厚地說道：“我們是知事不多的鄉下人，不懂得那麼多事情。現在不明白地也許將來會明白。你自己照顧身體，多來信吧！”
望著養父離去時蒼老的背影，朱德哭了。
1908年12月初，朱德回家向家人說明自己打算參軍，全家人都以為他瘋了。社會上當時盛行“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的說法，全家人的反應同樣是比上一次更為可怕，對於他的養父更是一個致命的打擊。朱德在家只住了可怕的一晚，第二天起程去成都時，家裡竟無一人來送別。他孤獨地出走了，義無反顧地踏上了一條光明而又長滿荊榛的道路。
1909年七八月間，一個可喜的意外出現了，朱德考進雲南陸軍講武堂，實現了多年的夙願，從一個士兵到元帥的偉大軍事家的道路從這兒開始了。
1。4 “農民情結”揭秘
“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歷盡滄桑的朱德正是帶著一種沉重的心靈重負投身於中國革命奔騰激越的洪流中去的，在二十世紀初所揭開的世界歷史的新階段中，朱德正是一個偉大的覺醒者、先行者、戰鬥者。兒時丁家少爺的欺侮，母親含辛茹苦的身影，農民們忍受三座大山壓迫的悲慘景象，全家人一雙雙飽含期盼的眼睛，早已是朱德的心目中構成了一種“心裡創傷”（Metaltrama），這種創傷化為一種巨大的動力和道義感，使他看到要拯救家人的苦難，必須著眼於救廣大農民階層出脫苦海，單單拯救某些人，某個人是無濟於事的。因此，他的態度和舉止，一直表現出農民子弟的純樸，他的一生中從來沒有形成過玩世不恭的複雜性格。1944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位老於世故的美國青年記者到延安採訪，他寫道，朱德將軍和他的同志們完全沒有玩世不恭這一套，這是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政治運動能夠取得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
朱德，這位不是農民的農民，從不掩飾自己繼承農民的良性“遺傳基因”的一面，與凡夫俗子不同，他從不諱言自己的農民出身，因為農民是他的“根”，是他的母汁和支柱，彷彿希臘神話中的英雄安泰（Antaeus）所立足的、須臾不可離開的“大地”，這是他的力量源泉所在。朱德的“農民情結”就表現在這些方面。
按照心理學家的解釋，所謂“情結”（Complex）指一組或一系列相互關聯的思想觀念，這種觀念帶有強烈的情感色彩，而且對我們的態度和行為會產生有意無意的影響，是人的基本動力和衝突的核心所在。朱德有農民的習性和愛憎，有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