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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個世紀，乃社會土崩瓦解一步一滑落的潰決期。
總體上講，除了朱棣“靖難”篡位內戰以及最後十幾年內外交困大戰的兩個時期外，明朝二百多年間的對外武裝衝突和境內離叛都不算嚴重，持續時間也不長。從“大局”上觀察，明帝國社會大多時間段內處於穩定和平穩發展之中。明朝中央政權對於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經營積極有效，對內政令推行順利，商品經濟發展迅速，文化傳統方面極具總結性並傳承空前。
但是，明帝國政治、文化、經濟的發展，如果放置於當時世界意義的大舞臺上觀察，就難免顯得遜色。特別是在火器製作、天文地理、曆法運算等自然科學領域，大明王朝因中央帝國固步自封的意識，已經大大落後於時代。而且，十五世紀和十六世紀的全球，是世界性的地球大發現和大航海時代。當鄭和的輝煌遠航被當作濫費國帑而遭故意塵封之後，中國人的冒險意識和進取精神，逐漸皆為泱泱大國心態和科舉場屋鑽營所遮蔽。放縱享樂的低俗慾望，取代了原先勃勃拓展的高尚萌動。
成熟文明的崩潰，並非在於社會與個人陷於縱慾狀態下的麻木不仁。而且，所謂的王朝宿命週期性也僅僅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暗喻。明朝的滅亡，同樣是一個持續不斷的漸進的過程。但它在僵臥不動的邊緣沒有堅持太久，突如其來的內部崩坍和蠻族外力結束了在舊時代的踽踽獨行：農民戰爭的巨大消耗與女真蠻族令人瞠目結舌的突然崛起，終於把大明王朝在極短時間內推入了歷史的深淵之中。一種長期平穩發展的文明，終於淪為充滿暴力與血腥的末世。這個並不十分邪惡的舊時代，被白山黑水之間的屠龍騎士們最終用刀劍刻劃上了句號。
值得注意的是，明帝國滅亡前連一個讓人喘息的回光反照時期都未曾享受過，但它也非經歷過五代十國那樣長久的“末世”期。滿清統治者汲取了蒙古統治人群的失敗經歷，在使用短暫而駭人的血海恫嚇之後，他們手持儒家傳統的幌子，開始了龐大帝國處心積慮的經營。
可悲的是，大明王朝的文明之火併未被移置於一種更為廣大的空間，這種毫無新意的平移置換，使中原王朝邁上了一種看似輝煌其實是原地踏步的停滯之途。古老的中華文明，並未在改朝換代中和“異質文化”的浸染下得以鳳凰涅槃，而是陷於一種新統治者有計劃、有目的精神圈囿的窒息氛圍。大辮子們這種“柔性”的精神摧殘，表面上看似黏合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地理與文化間的裂痕，究其實也，於漢民族而言，這種摧滅對中華核心價值的腐蝕性和以及由此導致的民族衰退的可怕性，超過十個“揚州十日”。
萬馬齊喑中，在無盡的高壓之下，我們的民族性格同趨變得消沉、靡頓和繁瑣，昔日天真率直、極富文明創造力的人民，日益成為柔懦和忍耐的“順民”。這種消極影響，持續至今日也未全然散盡。
明王朝的喪鐘響起之後，中國步入一種昏噩的長久的假寐期。令人泫然悲哀的是，明亡之後，經過又一個近三百年時間的輪迴，繼之而來的，是命中註定的更嚴重的分裂和混亂以及類西方“文明”蠻族的野蠻侵略。赫赫中央帝國的臣民，在手持刺刀和新式武器的外夷士兵眼中，竟成了荒誕可笑的腦後拖著豬尾巴小辮的“土著”。
可悲的是，當滿清龍旗在紫禁城的黃昏中被扯下之後，時光又過了快一個世紀，我們不少人心中的“辮子”，仍然頑固地懸浮在腦後。
大明王朝的赫赫人物，當然不是滾滾歷史車輪中機械僵硬的“部件”，更不是教科書中枯燥呆板的平面人物。拭去民間藝人和戲劇演義的垢膩油彩，揮退塵封久遠的歷史沉積，我們會恍然發現那些已經格式化的並漸漸消隱於歷史隧道中的面孔，卻是那麼新奇和陌生：
朱元璋看似暴戾無情的帝王人生，其實他在立國“道德”層面上卻無可指摘，得國最正；朱棣看似治國有道的雄才大略，卻真正種下日後女真崛起於東北的深禍至憂；王振公公看似誤國誤民導致英宗皇帝被俘的“土木之變”，一切的一切竟然是出於鄉儒衣錦還鄉的虛榮心；明武宗看似嬉樂荒唐的不可饒恕的遊戲生涯，其實有過賑災免賦的為善之舉；嚴嵩大學士看似“罪惡滿盈”的一生，其實都是他桑榆之年的失誤，而青年時代的嚴嵩原是一位好學上進計程車子；嘉靖年間看似喧擾一時的沿海“倭患”，真正的罪魁禍首竟然是葡萄牙人和中國海盜；明神宗看似貪斂暴虐的統治年代，竟然也有“三大徵”的進取（當然還包括由此導致的鉅額開銷）；魏忠賢看似隻手遮天的閹人陰險，其實暗中藉助了不少本性卑劣的閣臣士大夫之力，黨爭的病態使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