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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梅毅（赫連勃勃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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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縱慾的困惑——明朝滅亡的歷史悖論
回首當年，綺樓畫閣生光彩。朝彈瑤瑟夜銀箏，歌舞人瀟灑。一自市朝更改，暗銷魂，繁華難再。金釵十二，珠履三千，淒涼千載！
這闋《燭影搖紅》麗詞，乃明朝南都陷落之際松江美少年夏完淳的感時傷懷之作。綺樓盛境，帝國繁華，轉瞬間皆成夢憶，不能不讓人扼腕慨嘆。
明朝，是一個慾望自始至終都勃勃膨脹的年代。
其實，慾望，絕非一個貶義詞。人之所以為人，慾望乃基本的原始驅動力。中國社會，從歷史的經驗大體上講，一向對“人慾”採取優容的態度。遙想聖人孔子，曾侃侃言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肯定了人生的基本慾望。即使是給後世人以刻板說教印象的理學宗師朱熹，他所謂的“存天理，滅人慾”，原本的指向是要求帝王敬理克欲，並不是板著面孔訓斥一般士民來壓抑基本的慾望。
明代以來，“童心說”、“性靈說”、“情教說”等哲學思潮，都是不斷呼籲人們要打破禁慾的桎梏，鼓勵眾生去追求人生的歡樂，並竭力尊崇人之為人的情感意志。
可惜的是，拋開明代後期非君抑尊思想的進步意義不講，明朝社會，自上而下，由始至終，愛恨騁意，倨傲以狂，狂放自適，嬉樂貪歡，最終皆歸併成為個體慾望和群體慾望的無限放縱。
個體性和社會性慾望的無限膨脹和放縱，最終導致了明朝的滅亡——明太祖朱元璋刑網四布的統治欲，明成祖朱棣駭人聽聞的殺戮欲，明英宗朱祁熄、明武宗朱厚照毫不負責任的嬉樂欲，明世宗朱厚熜、明神宗朱翊鈞爺孫財迷心竅的貪攫欲，明熹宗朱由校放任自流的淫樂欲，明思宗朱由檢剛愎自用的控制慾；同時在這些迷狂帝王的慾海中，李善長以營黨欲，朱高煦以篡奪欲，王振以虛榮欲，劉瑾以把持欲，嚴嵩、張居正以求權欲，魏忠賢以變態欲，李自成、張獻忠以殘虐欲，吳三桂以私情慾，無遮無掩、放蕩恣肆地在近三百年間狂暴地躁動，橫溢氾濫，莫有止息。最終，慾望湮沒了一切，家傾國亡，同歸於盡。
明朝的“縱慾”之風，完全是“貴己賤人”的放縱。此種縱慾，竭性慢人，既非兼愛，又非尊身。各種人群在追求一己之利的同時，聚滴成潮，最終成為淹沒一切的天下大害。
在這個縱慾成風的時代，人的價值並非因追求有所昇華，個體缺失反而成為整個時代的人性普遍特徵。縱觀“社會良心”計程車大夫階層，負性、好剛，使氣、矜誇、孤傲、浮躁，成為最為顯著的性格特徵。即使在他們淋漓揮灑的詩文中間，我們看到更多的是戾氣而不是霸氣，是狂狷任性而非個性張揚，是浮躁陰鷙而非明朗任俠，是縱情放蕩而非率情求真。
於是，在縱慾快感噴射之後，迷惘、孤寂、苦澀、失落、憂鬱、悽苦一擁而上，理性與剋制成為了真空，道德感被從社會人群中抽離幾盡。
內憂外患之中，網羅高張之下，酒醉金迷之間，危機日甚，直至於亡。
萬曆年間《順天府志》中所描寫人慾橫流、窮奢極欲的社會現象，即使對於今天也極富警省性；
“風會之趨也，人情之返也，（開）始未嘗不朴茂。而後漸以漓，其流殆益甚焉。（社會）大都薄骨肉而重交遊，厭老成而尚輕銳，以宴遊為佳致，以飲博為本業。（人民）家無擔石（之儲）而飲食服御擬於巨室，囊若垂罄而典妻鬻子以佞佛進香。（更）甚則遺骸未收，即樹幡疊鼓，崇朝雲集。噫，何心哉！德化凌遲，民風不竟。”
明朝一代，自1368年至1644年，共二百七十七年曆史（明朝年代計算有多種說法。崇禎帝死後，南明有福王、魯監國、唐王、桂王等政權一直延至1662年。如果算上奉明正朔的臺灣鄭氏政權，即可延至於1683年。但從“大一統”觀念看明朝，其終止年代應為1644年）。
近三百年間，處於晚期封建社會嬗變時代的明王朝，仍然有它本身自盛而衰的宿命過程：自洪武元年（1368年）至“土木之變”（1449年）的八十餘年間，為社會經濟重構期；自正統十四年“土木之變”到正德末年的七十多年，是明朝統治經濟自我修復和調整期；自正德、嘉靖相交之際到萬曆中前期，乃商業經濟新變化社會相對穩定的變革期；自萬曆中後期到崇禎末年（1644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