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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與棒子》的發表在使李敖看到自己實現理想的道路的同時，也使他更加難以忍受令人窒息的“純學術”式的經院道路，1961年11月25日，他在給姚從吾老師的一封信中明確表明了自己的這一苦惱：
每當您剛走後，我關上研究室的燈和門，準備讓夜色吞噬我的時候，我就忍不住在“高樓”中有點黯然，“大難”隨時可以當頭，可是由於您的支援，我總算覓得一塊“淨土”來安置我的肉體。我不是一個用功的人，我的身世與氣質都使我懷疑我能否走純學術的路，我的許多朋友是年輕人，年輕人自然有許多被老年人“奇怪”的苦惱，可是比起他們來，我的苦惱似乎更“錯綜複雜”。我用這四個字，並沒有什麼自豪的意思，摸索了這麼多年，我畢竟發現我愈來愈渺小，而且糟糕的是，我又自甘於渺小，自知我不能不渺小，我用我那渺小的眼睛望著“高樓”，在我那渺小的頭腦裡，我是多麼不願浮現出陳子昂那首登幽州臺歌呵！
5．向胡適要錢（1）
“沒有人相信我穿的衣服沒有一件不是老子的餘蔭，沒有人相信我要籌還大學時代的零星舊債，沒有人知
道我為買書而存下半年吃早飯的錢……”
踏上戰鬥征程的李敖仍被貧窮牢牢地壓迫著，無奈之下，他給胡適寫了一封信。
軍號以吹響，戰鬥已打響，但李敖還是窮得叮噹響！雖然他有了工作、雖然他寫了不少文章，雖然他睡上了木版床，雖然他還在為學生改作文，但貧困仍象一塊巨石牢牢地壓著他。
雖然李敖現在給姚從吾老師做臺灣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助理，但因為該會成立不久，一切還沒有完全上軌道，所訂一些規章不盡理想。在助理人員發薪上要拖上一陣子，李敖身受其害，忍不住了，但為了不使姚從吾老師為難，他直接“通天”：10月6日李敖直接寫信給老師的老師胡適，向他抗議，因為他是這個委員會的負責人。信中這樣說：
我們做助理的人與研究講座教授和領甲乙種補助的先生們不同，他們有教授、講師的本薪，補助的錢對他們是“安定費”，是本薪以外的“補”與“助”，可是我們“助理級”的就不同了，早幾天或晚幾天發薪對我們所生的是不能跟他們比的，每月唯一的一千元，它是我們的本薪，它遲遲不發，對“專任”兩個字是一種諷刺，並且使我個人不好意思再向姚先生借錢，使我三條褲子進了當鋪，最後還不得不向您嘮叨訴苦，這是制度的漏洞還是人謀的不臧我不清楚，說句自私的話，我只不過是不希望“三無主義”在我頭頂上發生而已。
第二天胡適就回了信，信中說：
李敖先生：
自從收到你七月四日的長信和那一大盒卡片之後，我總想寫信請你來南港玩玩，看看我的一些稿件，從吾先生說：“等他考過研究所再找他吧。”後來我見報上你考取了研究所的訊息，那時我又忙起來了，至今還沒有約你來玩。
過了雙十節。你來玩玩，好不好？
現在送上一千元的支票一張，是給你“贖當”救急的。你千萬不要推辭，正如同你送我許多不易得來的書我從來不推辭一樣。
你的信我已經轉給科學會的執行秘書徐公起先生了。他說，他一定設法補救。
祝你好。
胡適 1961年10月7日夜
這張支票可以在臺北館前街土地銀行支取。
收到胡適的信和一干元后，李敖非常高興，也很感動。胡適的古道熱腸給了他很大鼓舞，也使他更深地瞭解了胡適的表達胸懷。胡適此舉，決不是因為李敖的父親是他的學生，而純粹是基於李敖的治學成績，他有眼光看出李敖是最有潛力的臺大學生。但也有人說風涼話，說胡適此舉，意在收買人心。但他老先生這樣做，對人有益，對己無害（除了少了一千元外），又何樂而不為？別的老先生，高高在上，會這樣幫助一個年輕人嗎？一比之下，就知道胡適的高人一等了。
為了救急，李敖只好動用胡適寄來的這一千元，但決定不把這一千元做為贈款，只做為貸款，以後一定想辦法把錢還給他。
胡適的這一千元的確幫了李敖的大忙，但卻不能根本解決李敖的生計問題，即使後來工資發下來，也是如此。助理薪水是三月一發，錢雖不多，卻不準兼差，有時又不不準時發薪，寅支卯糧，也需有糧才成，可是從何支起？何況李敖夏天又考上了研究所，按任用助理的規定，助理是專任，研究生不能做，所以專任助理的一千元薪水也沒有了，只能拿研究生的研究費四百元，這點錢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