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尋真實的蔣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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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的百靈廟、商都、張北等地。29日，陳誠隨蔣介石飛洛陽。同日，蔣介石日記雲：以後政治重點：甲、先整理長江各省，確實掌握，而置北方於緩圖，並加慰藉以安其心。乙、川湘孰先？若為現實與由近及遠，應先整理湘省，然為根本解決計，則先整川省。此時似可著手乎？《蔣介石日記》（手稿本）。蔣介石這一天的日記表明，陳誠關於對日備戰的意見起了作用。他接受陳誠“兼程釐整”全國各省、“建設兩湖”、“認定西南重心”等建議。只不過，陳誠建議以湖南、湖北作為國防根據地，而蔣介石從1933年起，就決定以四川為根據地，因此，他不得不考慮“川湘孰先”的問題。參閱拙作《盧溝橋事變前蔣介石的對日謀略》，《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401…402頁。

國民黨人的“持久戰”思想（4）

10月31日，蔣介石到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洛陽分校演講，聲稱“我們要復興國家民族，完成國民革命的使命，只有準備‘打日本’”。次日，陳誠到校，演講《對敵作戰之時間、地點與方法》。他提出要研究三個問題：在什麼時間打日本？在什麼地方打日本？用什麼方法打日本？關於時間，陳誠表示：“在敵人方面，是以‘速戰速決’為利；而我方則以持久忍耐，才能夠有利。”“我們多一天準備，就多增加一份力量。”“我方一味延緩，也是很對的。”關於地方，陳誠表示：“日本要亡我是整個的，不是區域性的，我們就得有準備，任何地方都要有準備。”《石叟叢書？言論第5集》，第146－152頁。由於這次演講面向該校全體官佐、學員，所以不可能透露他正在設計中的抗戰方案，但從蔣、陳二人的連續演說看，他們確在思考相關問題。據記載，陳誠即在此際向蔣介石提出《關於國防準備及設施之建議》（附表），可惜此檔案至今未見。大概陳的設計很得蔣的欣賞，因此蔣在同一時期寫作的《本月反省錄》中又寫道：“對倭政策，彼以不戰而屈來，我以戰而不屈破之；彼以不宣而戰來，我以戰而必宣備之，則倭寇外強中乾之技畢露矣。”蔣介石的日記沒有與陳誠如何“策劃抗日大計”的記載，但這一天的日記所表達的顯然是“策定”之後的心情。同年12月4日，陳誠再次向蔣介石上書，提出對日作戰重點在魯、豫、蘇、皖毗鄰邊區、晉綏邊境及江浙首都一帶，函稱：“湘、鄂、贛三省地綰南北，尤為全般作戰之中樞，而國防上之根據地，實以湖南為最適當。”《陳誠先生*——北伐平亂》，第361頁。上述意見，和蔣方震（百里）將抗日大本營設於湖南芷江、洪江一帶的意見接近，可以看作當時陳誠對“以空間換時間”這一戰略方針的具體設計。

大概在1928年左右，蔣方震就對他的學生龔浩說過：“將來中日戰爭我們應以三陽為根據地”，主戰場“在平漢路線以西”。陶菊隱：《蔣百里先生傳》，〔臺北〕文海出版社版，第219頁。後來陸續發表過相關觀點，如：

“中日戰事必難免，而沿海一帶必不能守。”

“無論從地理和民族性而言，湖南都是中國的心臟。”

“一旦戰事爆發，沿海一帶首遭蹂躪，工業計劃應著眼於山嶽地帶，而便利防空及軍事守險應以南嶽為工業核心，而分佈於株洲至郴州之線。”

“九江以下都不是安全區。”

“中國的大本營宜設於芷江、洪江一帶。這一帶有森林、有礦產，而且有沅水流貫其間，是天然的國防地帶。空軍基地則以昆明為宜。”

“湘南湘西固若金湯，配以強悍的民俗，宜於對敵進行廣泛的消耗戰。”

“（戰局）短期內不能解決，戰局必逐步西移。”

“中國有地大人眾兩個優越條件。不打則已，打起來就不能不用‘拖’的哲學。拖到東西戰事合流，把敵人拖倒了而後已。”陶菊隱：《蔣百里先生傳》，第137、139、184、188、229頁。

他甚至還談到：“將來的對外戰爭，民兵制和游擊戰都是弱大的國家所應採行的。”陶菊隱：《蔣百里先生傳》，第184頁。可惜，蔣方震的上述言論均未形成文字。

1937年11月29日，陳誠致電蔣介石說：“對倭作戰，貴在持久，而持久之原則，在以空間換取時間，對於一時之勝負與一地之得失，似不必過於憂慮。現在首都衛戍既然有專人負責，請公迅赴湘贛，統籌部署，以制敵機先，實無滯留危城之必要也。”《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總第1194頁。陳誠打這一通電報給蔣介石的時候，日軍已經攻陷武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