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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7月上旬，*中央曾致電以王明為書記的長江局，要求在武漢的《新華日報》上刊登《論持久戰》，王明因為不贊同該文的觀點，以文章太長為理由拒不刊登。其後，*中央再次致電，要求分期刊登，王明仍然拒絕。當時在武漢的*刊物《群眾》也因而未能刊登。這樣，蔣介石自然不可能及時讀到《論持久戰》，日記中也就沒有相應的閱讀記載。1938年9月，蔣介石研究抗戰階段，擬分消耗戰、防守戰、反攻三段。《蔣介石日記》（手稿本），《困勉記》，9月18日。本來，抗戰階段劃分的標準應是戰局發展的時間先後，毛澤東正是按照這一標準將抗日戰爭劃分為戰略防禦、戰略相持、戰略反攻三個階段的，而蔣介石的劃分則是以戰爭的攻守特點為標準，它並不是“階段”區分，而是“特點”區分，而且，分得並不科學，例如“消耗戰”與“防守戰”之間，就不可能嚴格地加以區分。這一情況的出現，只有兩個可能。一個可能是，蔣介石這時還沒有讀到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第二個可能是，讀到了，但不以為然。
國民黨人的“持久戰”思想（3）
【二】陳誠與“以空間換時間”的作戰方針
然而，是不是可以據此認為，白崇禧就是“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的“十二字方針”的創造者呢？還不能。陳誠回憶說：二十五年（1936）十月，因西北風雲日緊，我奉委員長電召由廬山隨節進駐洛陽，策劃抗日大計，持久戰、消耗戰、以空間換取時間等基本決策，即均於此時策定。至於如何制敵而不為敵所制問題，亦曾初步議及。即敵軍入寇，利於由北向南打，而我方為保持西北、西南基地，利在上海作戰，誘敵自東而西仰攻。關於戰鬥系列，應依戰事發展不斷調整部署，以期適合機宜；關於最後國防線，應北自秦嶺經豫西、鄂西、湘西以達黔、滇，以為退無可退之界線，亦均於此時作大體之決定。總之，我們作戰的最高原則，是要以犧牲爭取空間，以空間爭取時間，以時間爭取最後勝利。《陳誠先生*——抗日戰爭》（上），〔臺北〕“國史館”2004年版，第23頁。“西北風雲日緊”，指日本關東軍及其卵翼下的偽蒙軍對察哈爾和綏遠的侵擾。關東軍侵佔中國東北後，其下一步侵略目標，一是河北省。1935年11月，日本指使殷汝耕發動“冀東事變”，在通州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提倡華北特殊化，策劃經由華北自治而成立“華北國”。一是察哈爾、綏遠等省。1936年，關東軍利用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德王制造內蒙古獨立，利用李守信建立偽軍。同年5月，德王、李守信等在嘉卜寺成立“蒙古軍政府”和偽蒙軍，日本人村谷彥治郎等任顧問。偽蒙軍本已佔領察哈爾東部的張北、商都等八縣和正藍、鑲白等八旗，這時，又積極企圖侵擾綏遠，完成其建立“蒙古國”的迷夢。為了解決華北和綏遠面臨的危機，蔣介石一面和日方談判，要求取消華北特殊化，保障中國國家主權的完整，一面則準備發動綏遠作戰，首先打擊日本操縱下的偽蒙軍。
1936年10月1日，蔣介石日記雲：“應作隨時應戰準備，並轉入主動地位。”其中提到：“倭如製造華北傀儡時之處置”，“內蒙與華北及倭寇之利害關係”等問題。同日日記又云：“調陳任務”，“與辭修談時局”。《蔣介石日記》（手稿本）。這一天的日記表明，蔣介石意欲發揮陳誠在對日備戰和對偽蒙軍作戰中的作用。
陳誠是具有強烈愛國思想的將領。還在1935年7月，他就上書蔣介石，認為日本“貪慾無饜”，要求蔣介石速下決心，準備抗戰，“應於玉碎之決心與準備中求瓦全，不應於瓦全心理中得玉碎之結果”。《陳誠先生*——北伐平亂》，第341頁。1936年9月30日，陳誠再次上書蔣介石，認為“就中日問題論，前途終不免於一戰”，“中日間之關係，今日實已至最嚴重之階段”。他建議，中國急務，除健全最高統帥部外，“應即就國防之需要，將全國各省切實分割槽，兼程釐整，旦夕應變，即就地予以守土之責，實為無可再緩”。他要求立即“積極建設兩湖，作為國防根據之中心”。函稱：“為今之計，應認定西南重心之所在，切實委任，嚴行督促，以期樹立復興民族堅固不拔之基礎。”《陳誠先生*——北伐平亂》，第355…356頁。同年10月，陳誠奉蔣介石之命，協辦晉綏國防。陳誠與閻錫山商定，由中央與山西共組30萬兵力，防備日偽來犯，相機收復為偽軍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