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尋真實的蔣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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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其決策的主要出發點。1938年4月，龍雲與四川地方實力派劉文輝等致函已經投靠日本的偽北平臨時政府委員長王克敏，聲稱將聯絡四川、雲南、西康、貴州四省，組成反蔣聯盟，發起“和平運動”。汪精衛要投靠日本，也企圖聯絡龍雲與實力派軍人薛嶽、張發奎等，割據西南，與蔣對抗。1938年底，汪精衛發表《豔電》，全國紛紛聲討，但龍雲卻保持沉默。1939年1月上旬，汪派內弟陳昌祖到雲南與龍雲晤面，出境時被軍統人員截住，在陳的皮匣中查獲龍雲致汪函，函中龍稱汪為“鈞座”，稱蔣為“重慶方面”。其中有“現日方雖內閣改組而政策不變，我方似存幻想，毫無其他辦法。不久大戰重開，靜觀如何應付。此刻鈞座暫守緘默，甚為得宜，至於鈞座所主張各節，將來必有實現之一日”等語。《雜錄》，《蔣介石日記》（手稿本）。蔣自記其時間為“廿八年1月23日夕”。因此，蔣對龍的態度始終不放心。1月19日日記雲：“滇龍對汪態度不明，此事關係重大，成敗存亡，全繫於雲南唯一之後方，不可不察也。”20日日記雲：“敵與汪勾結已深，而滇省是否受其影響，汪之背景何在，皆不得不研究也。”26日，蔣決定派白崇禧赴滇，防龍叛變，同時對龍進行安撫。蔣白之間常有電報往來。2月20日，蔣介石日記雲：“志舟（龍雲的字。筆者注）不安之心理，如何安之？”

1939年3月21日，軍統行刺汪精衛未成，龍雲派警務處長李鴻謨去河內慰問。3月30日，汪精衛託李帶親筆手書致龍雲，動員龍對《豔電》表態，同時要求龍允許自己回昆明活動。函稱：今已三月有餘矣，未知先生布置如何？弟非有奢望，但能得先生毅然表示同意於《豔電》主張，弟當即來昆明，宣告以在野資格，貢其所見，以供政府及國人之參考。先生對弟，只須以軍警之力，保護生命之安全及不干涉言論行動之自由，如此已足。俟將來大局有所變化，再作第二步之進展計劃。如此則可以安雲南，安西南大局，安*。弟之希望，實繫於此。隨函並附港報所登《舉一個例》。此函表明，汪精衛仍想依靠龍雲，以雲南為基地，控制西南，對抗重慶國民政府。在信中他力圖說明自己“回到內地”的好處：“則聲勢迥然不同。各方趨附有其目標，國際視聽亦有所集。日本對弟，往來折衝，亦比較容易有效。”函末並稱：“日本以一再遷延，已有迫不及待之勢。”《河內血案》，第239…240頁。由此可見，日本方面對汪已有不滿，以及汪急於有所表現的心理。

此函為軍統人員偵悉，拍成照片，上報蔣介石。蔣先後派李根源、唐生智赴滇防堵。4月22日，唐與龍雲談話，說明汪為人善辯多變，生性涼薄，對人毫無誠意，以及抗戰期間，忠奸不兩立等種種道理。24日再談，唐提出三項辦法：一、邀汪來滇（不作任何活動）；二、在雲南發表汪函，申言忠奸不兩立；三、正式呈請中央發表汪函。龍雲同意發表談話，擁護領袖抗戰到底，指斥和議，惟領袖之命是聽，但不願提及汪函。4月27日，蔣介石覆電唐生智，宣告尊重龍雲意見，由彼考量決定，但蔣建議由龍雲復汪一函，表示不以汪函所言為然，同時對汪加以正言勸誡。蔣並代龍雲起草了復書。5月2日，龍雲在蔣稿基礎上，改成一稿，批評汪要自己“背離*，破壞統一，毀滅全民犧牲之代價，（違）反舉國共定之國策”。函告嚴詞指責汪精衛：“此何等事，不僅斷送我國家民族之前途，且使我無數將士與民眾陷於萬劫不復地步。此豈和平救國之本，直是自取滅亡，以挽救敵寇之命運耳！”這樣，龍雲就拒絕了汪精衛的誘惑，堅決站到了抗戰一邊。函末，龍雲勸汪“立下英斷，絕對與敵人斷絕往來，命駕遠遊，暫資休憩，斬除一切葛藤，免為敵人播弄。”

雲南是西南大省，抗戰的重要根據地。假如龍雲跟著汪精衛走，對重慶國民政府將構成巨大威脅，中國的抗戰形勢必然更加艱危。龍雲的轉變使動盪的局面趨於穩固，對保證抗戰勝利有重要作用。至此，追隨汪精衛叛逃的只有陳公博、周佛海等一小撮人，不僅龍雲，汪精衛寄以希望的薛嶽、張發奎等將領，誰都沒有跟著他走。民族大義畢竟是一道區別人鬼的重要分水嶺，在它面前，任何人都必須慎於舉步。

“桐工作”辨析（1）

——真真假假的日中特務戰日本侵華期間，曾多次向中國方面“誘和”，其中，最為重視的是1940年鈴木卓爾、今井武夫在香港和張治平、“宋子良”等人所進行的談判，日方稱為“桐工作”。至今日本文獻中還留有大量資料，有些史家也樂於利用這批資料，以證明蔣介石和重慶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