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尋真實的蔣介石

第8部分 (第3/4頁)

政府在對日抗戰方面的動搖和妥協。然而，遺憾的是，這一關係重大的談判卻始終缺乏中文資料的證明。本文作者查閱了儲存在臺灣的蔣介石檔案，發現其中有不少和“桐工作”相關的檔案，將這些資料和日文資料兩相比照，便會發現雙方記載差異很大，虛虛實實，真真假假，撲朔迷離。但是，仔細研究上述資料，查勘辨析，我們仍然可以在幾個主要問題上比較確鑿地揭示出事件真相。

【一】談判過程與日中兩方記載的異同

關於“桐工作”，日文件案集中收藏於日本防衛研究所戰史室，題為《桐工作關係資料綴》，為當年日本軍令部第一部相關文電的彙編。檔案號：*事變全般—127。日本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所著《大東亞戰史》大量引述了該項檔案。該書有臺灣“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本，與本文論述有關者分別見於《戰前世局之檢討》、《對中俄政略之策定》兩冊，〔臺北〕1991年。“桐工作”的參加者今井武夫1964年出版述及此事的*時，也收錄了部分當年文獻。中文資料則有中方談判參加者張治平的報告、軍統局戴笠向蔣介石的報告、軍統局審查張治平時留下的檔案、時在香港參與中日秘密談判的《大公報》主編張季鸞致陳布雷的多通函件等。

比較日中兩方資料，可以發現，雙方對談判的緣起、經過的敘述存在巨大差異。

（一）談判緣起

日方資料記載：1939年10月，日本在中國南京成立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11月底，起用原參謀本部的鈴木卓爾中佐擔任香港機關長，找尋與重慶國民政府的聯絡路線。12月，鈴木透過香港大學教授張治平的斡旋，要求會見宋子文的胞弟、時在香港擔任西南運輸公司董事長的宋子良。宋初則拒絕，後主動要求會面。12月27日夜，雙方第一次會面。宋提出：日本如尊重中國的名譽及主權，中國有和平的準備，為此希望日本在承認“新中央政府”（指汪精衛政府。作者注）之前和國民政府認真商談，先行停戰，日本方面保證撤軍。宋同時提出：日本對於不以國民政府和蔣介石為對手的宣告，是否可重新加以研究？能否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的狀態？能否向蔣介石個人提交有關和平的親啟書信？《香港電第81、82號》，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桐工作的經過概要》，見《今井武夫*》，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329－330頁。1940年1月22日，雙方第二次會談，宋稱：重慶方面仍具有日本預料以外的抗戰實力；目前看不出蔣介石有與汪精衛合作的意圖，毋寧說正在努力進行破壞。宋並稱：透過胞姐宋美齡經常獲得接近蔣介石的機會，兩三週內將赴重慶。如有需向蔣介石傳達的事項，願進行轉告。《香港電第126號》，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桐工作的經過概要》，見《今井武夫*》，第331頁。2月3日，雙方第三次會見。宋子良稱：希望進一步獲悉日方的真意。本人將於2月5日前往重慶，與蔣介石會談，10日將攜帶會談結果回港。2月10日，第四次會談，宋稱：自己已向蔣介石及宋美齡彙報，蔣於2月7日召開國防會議，決定派出代表或最受蔣介石親信的人物來港。鈴木卓爾當即詢問：“上述代表是否隨身攜帶蔣介石的委任狀？”《香港電第126號》，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桐工作的經過概要》，見《今井武夫*》，第334頁。2月14日，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高階參謀今井武夫大佐到達香港，偕同鈴木與宋子良、張治平會面。宋稱：重慶方面將派出攜有蔣介石委任狀且與日本方面有同等地位、身份的代表，並稱宋美齡已到香港。雙方同意在香港召開日華圓桌會議。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桐工作”辨析（2）

中方資料不如日方資料詳細。據張治平在1940年9月8日被審查時向戴笠所作書面報告，其經過是：七七事變後，張治平到香港避難，從事教育與新聞事業。1939年11月，日本駐港武官石野（芳男）去職，由鈴木卓爾中佐繼任。鈴木是張治平“抗戰前的老友”。1940年1月中旬，鈴木從日本駐港總領事崗崎（勝芳）處得悉張的寓所，突然登門拜訪，向張坦白陳明此次來港所負使命，要求撮合。張當時告以此事不敢過問，將來有此路線時，再行通知。1月末，張治平偶與軍統在香港的工作人員曾政忠談及，曾即介紹軍統在香港的另一工作人員盧沛霖與張“餐敘”。不久，曾政忠告張稱：盧已奉令，“允於特工、輿情範圍內與敵周旋。”《張治平致戴笠報告》，1940年9月8日。《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和平醞釀》，〔臺北〕“國史館”藏。張轉告鈴木，鈴木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