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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有異。相同處在後段,即“該問題基於內政不干涉之原則處置之,不認為停戰協定條件之一”;而在前段則關鍵之處不同:張所報者為“汪問題”,而曾交來之抄件,則改為“□此字原空,當系戴笠避諱之故。(蔣)汪合作問題”。戴笠做完上述調查後,於9月15日向蔣介石報告:張治平接受鈴木、今井之求和,原屬探取情報性質,以撤銷汪偽組織為一試題,以覘敵人求和之誠意與其求和之緩急也。張治平本系偽東亞民族協進會常務委員,與敵偽當有關係,張謂鈴木、今井均其舊交,有相當信賴,此語固未敢盡信。惟張自本年二月經港區運用以來,在工作上尚未見其有不忠實處,但張是否偽造檔案、冒充諮議,經多方偵查與研詢,尚不能證明其確有其事。張治平與鈴木等屢次洽談和平,據曾政忠謂,張對於鈴木所提者,確以撤銷汪偽組織為先決問題,但張對吾人是否忠實可靠,亦未敢肯定。這份報告語氣猶疑,“未敢盡信”、“尚不能證明”、“未敢肯定”云云,說明事件撲朔迷離程度的嚴重,連戴笠這個精明的特務頭子也心中無數,不敢作出肯定判斷。對於“汪問題”之變為“蔣汪合作問題”,戴笠分析說:“敵人不肯遽然放棄汪逆,對漢奸仍欲保持信義與作用,實彰彰明甚。”戴笠:《報告》,1940年9月15日。報告中,戴笠並稱:張治平與今井武夫尚有9月16日在澳門見面之約,但張所進行的情報工作,已告一段落,“故擬留張在渝,暫不赴港”。此後,張治平即被“冷凍”。
“桐工作”辨析(11)
在蔣介石檔案中,還儲存著一份張治平致鈴木的責問函,所署時間為9月28日。此函或為張治平主動所寫,或為應軍統要求而作。是否發出,不可知。該函除回顧自1940年以來與鈴木在香港的會談經過外,特別指責鈴木“要功心切,不自檢點”,又指責日方“在外間散佈謠言”:一則謂平曾持示軍事委員會委任狀,介紹宋子良、章友三、陳超霖等於去年年底在港晤石野武官,商談中日和平問題,再則謂我蔣委員長對所提八項覺書表示滿意,曾有委員長親筆信交貴方攝影帶回,又謂貴方曾攝有雙方會談時之照片,宋子良亦在其內等語。此種無稽之談,如非先生有意偽造與故意宣傳,平實不知從何而來也?張治平:《致鈴木先生函》,1940年9月28日。針對日方所謂宋子良參加談判的說法,張治平要求鈴木將攝得的所謂宋子良原相片“公諸報端,以待證實”。函件末稱:鈴木的所作所為,“足證貴國所謂中日和平之無誠意也,足證先生做事待人之不守信義也。先生失敗矣,咎由自取也。”
張治平雖被扣留在重慶,但重慶方面不願意就此中止和日方的聯絡。曾政忠奉召到重慶陳述不久,即被派回香港繼續與鈴木卓爾等人周旋。9月18日,曾政忠晤見鈴木,按照軍統設計方案通知鈴木,聲稱重慶首腦會議認為:“中國之抗戰力尚大”,“無須做出屈辱性和平”,“長沙會議暫行擱置”。對所謂“蔣汪合作問題”,曾表示“不明瞭日本之真意”,懷疑其中有“謀略”。《井本日記》,轉引自《對中俄政略之策定》,第39頁;參見《今井武夫*》,第160頁。談話中,曾詢問張治平與汪精衛的關係,鈴木稱:張治平對和平運動確甚熱誠,日方所擬條件,人所不敢向中國高層轉達者,張能,但張有時言過其實,此點日方早已瞭解。關於張與汪精衛“勾結”一節,鈴木保證“必無其事”。對於重慶方面所提“先行消除汪精衛組織再言中日和平”問題,鈴木明確拒絕,聲稱事實上“諸多困難”,“如中國力持此點,和平前途未可樂觀,諒中國政府已準備再戰數年矣”。《港區葉遇霖致戴笠皓亥電》,1940年9月19日,轉引自戴笠:《報告》,1940年9月21日。鈴木並稱:今井武夫尚在澳門,等待與張治平會談,張既不能回港,本人將赴澳報告,請示今後方針。鈴木約曾政忠21日再談。軍統香港區負責人葉遇霖在向戴笠報告上述情況後表示:“政忠同志老誠有餘,機智不足,恐難應付鈴木、今井諸人。如鈞座對鈴木等尚有運用之必要,應請指派幹員來港,就近指示。如僅為表明我方嚴正之態度,則擬於再晤談一、二次後,即囑政忠停止一切活動,以免貽誤機宜。”《港區葉遇霖致戴笠皓亥電》,1940年9月19日,轉引自戴笠:《報告》,1940年9月21日。
9月22日晨,曾政忠再次與鈴木卓爾會晤。鈴木稱,已於19日派秘書赴澳門,謁見今井武夫,報告中方態度,他本人則擬於23日赴南京,見板垣時,“當盡力促請先行消除汪逆偽組織”。他要求中方提出具體意見與確實辦法:“消除之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