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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一家健康發展的企業一樣，中國也在不斷改變自己的運營方式。它擺脫了舊體制的束縛，不斷嘗試新的商業與管理模式。而且，它還“擺脫了桎梏我們精神的枷鎖”，把自己從一個貧窮落後的企業改造成為一個欣欣向榮的企業……世界第三大經濟實體。而且，中國絲毫沒有停止這種改革的跡象。
對於中國的感受和觀點也許是最多樣化，也最矛盾的。雖然大家都意識到了中國日益重要的地位，但是許多人的觀點都還是建立在偏見與無知之上。在某些問題上進行實事求是的爭論是必要的，但是我們沒有資格對一個領導數億人走出貧窮、得到絕大多數民眾擁護、而且有著清晰前進方向的政府指手畫腳。中國並不是惟一一個對自己過去的錯誤保持沉默的國家，歐洲經過了幾十年才消化了“二戰”的夢魘並且開始公開討論它。在條件具備的時候，中國會探討自己過去的錯誤。
在本章開頭，我們曾說過30年前中國是一個飢餓的國家。經過30年的“解放思想”，中國仍然是一個如飢似渴的國家，不過現在它所渴望的是保持經濟增長、繼續推動社會進步、增強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
誰來承擔這一重任？
中國國土面積中只有三分之一是平原，剩下三分之二都是山區和沙漠。它的水資源缺乏，而且分佈不均。全國共有55個少數民族、大約2000種地方方言。預計到本世紀中葉，中國的城市化率將達到65％，但是現在仍有43％的人口從事農業生產，農業只佔到中國GDP的11％。中國正在步入老齡化社會：僅僅15年後60歲以上老人就將達到3億。
這樣一個國家是如何凝聚在一起的呢？誰能管理13億人口並且實現小康的目標呢？
中國政府領導人的產生與西方大不相同，他們的合法性來自於政績。中國的領導層有著按實際情況辦事的強烈取向，相信正確行使權力的重要性，能夠與時俱進，重視透過交流處理資訊，形成領導層的共識，並透過人民來實施。
中國改革之父*首先證明的就是，只有思想解放的人民才能夠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
誰說了算？
“解放”這個詞（英文為emancipate）來源於拉丁語emancipare，意為兒子或者奴隸脫離mancipium或者他人的控制，獲得自由：言論自由、決策自由以及選擇自由。
當然，往往一個人的自由選擇可能與另外一個人的自由選擇正好對立。你認為的明智選擇在其他人眼中可能一無是處，反之亦然。那麼在這種情況下誰來決定好壞呢？在中國人看來，你們的事情你們來決定，我們的事情應由我們自己來決定。
但是，這不是大多數西方人看待中國的方式。他們總是認為自己的道德標準是全世界通用的，因此希望其他國家也能遵循這一標準。西方人為什麼總是想要對別人的事情指手畫腳呢？社會學家告訴我們，不同文化對於“真理”有兩種觀點。“普適論”（universalistic）文化相信有些“真理”或者價值觀是不言而喻的，是人類基本生存條件的一部分。西方國家信仰的就是這種文化。另外一種叫做“特定論”的（particularistic）文化則認為適合我的就是對我而言是對的，適合你的就是對你而言是對的。也就是說，每個特定社會都應該根據自己的需要決定什麼是最適合自己的。
大部分信仰個體主義的國家往往都是“普適論”的擁躉，大部分信仰集體主義的國家則往往傾向於“特定論”。因此，作為世界上個人自由旗幟的美國和人道主義旗幟的歐洲，都感覺自己有責任訓誡那些不符合自己所認為的每個人都應該遵循的普適價值的國家和社會。但是，在推崇集體主義的社會里，人們首先忠於集體，然後再考慮個人。如果你來自這種社會，那麼就會自然而然地認為自己的方式是自己的事情，別人不應該干涉，危機時刻尤其如此。
一段時期以來中國的做法類似於企業應對危機。當處於破產邊緣的時候，企業是沒有時間和精力透過選舉來決定對策的，管理層必須迅速做出決策，而且還要考慮到長遠利益。企業存亡應該是首要問題，個人的利益應該暫時放到一邊。那些反對公司文化和目標的人們要麼離開，要麼適應。只有在企業恢復元氣之後，合作伙伴才會享受更多的自由和選擇。但是，一旦企業的生存受到威脅，所有的自由都會受到限制。就像我們在“9·11”事件後所看到的那樣，連美國人的自由都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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