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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路
中國在許多方面還有待改善，比如司法、環境、*問題以及言論自由等。但是危險更可能來自於經濟方面。中國領導層如何抗擊經濟和金融危機呢？它如何保持增長、降低失業率呢？它能夠打擊各個層面的*嗎？衡量一個企業的標準不是它的文化、管理風格和領導技巧，而是它的經濟狀況。
哈佛大學政治學系教授、燕京學社社長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在哈佛大學的一次演講中說道：“我們對當今中國社會結構的凝聚力及其政治體制保持高效的原因知之甚少。”中國正在創造自己的新社會、自己的政治體制。它從借鑑*列寧主義出發，但是很快就根據自己的思想和現實需要對這些學說進行了調整。中國借鑑資本主義來實現自己的經濟目標，但是政治立場沒有動搖。
經歷了思想解放程序的中國就像一個“混血兒”，也許這個孩子很快就會在吸取父母……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長處之後，獨立走出一條新路。
*把解放思想稱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寶，”並且向人們保證中國的發展道路不會改變。“我們必須堅持解放思想，”他說，“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勇於變革、勇於創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滯，不為任何風險所懼，不被任何干擾所惑”。西方國家要求中國實行資本主義*的呼聲沒有得到任何迴音，漸漸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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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錦濤的足跡
雖然上述論述在西方人看來有些生硬，但是它所傳達的資訊是十分明確的。繼續解放思想就是要進一步放鬆控制、在令人眼花繚亂的現實中做到實事求是、堅持改革，不為任何風險所懼。這最後一點是我們很少能從西方政治家口中聽到的。
雖然人們對毛澤東領導建立新中國的豐功偉績仍滿懷敬意，但是已不再否認“*”中的錯誤。在2008年11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回顧瞭解放思想的歷程。他列舉了*及其支持者們在挽救10年“*”造成的危難局面時的三大主要貢獻：
1。科學評價了毛澤東思想，徹底批判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理論和實踐；
2。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
3。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提出改革開放。
現在，中國依然在追趕西方社會。2007年《中國日報》的一篇社論中寫道：
“如果我們想要取得更大的成就就必須要堅持朝前走。我們必須記住，過去30年的成就並不僅僅是經濟發展的30年。是解放思想使所有這些成就成為可能。在我們為當今令人欣喜的增長數字而感到欣慰時，我們一定不能放棄繼續創新的決心。”
新風貌
中國媒體也展現出了越來越多的新風貌。思想越是解放，他們就越是不接受家長式的管制與審查，哪怕是自我審查。儘管控制權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但是媒體的開放性、報道的多樣性和犀利程度也日益增強。2006年秋天我們在宣傳約翰的新書《定見》時對此深有體會。
以往訪問中國的時候，約翰偶爾會接受一些黨報的採訪，比如說《人民日報》。它們派出的記者都是老手，採訪過程相當枯燥乏味。甚至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約翰的出版商外文出版社在推出《亞洲大趨勢》時都沒讓人感到興奮。但是，2006年推廣《定見》一書時，中信出版社在北京和上海都安排了多次採訪活動，連續一個星期的時間裡約翰每天要接受6~10次採訪。多家媒體都派出了記者，他們大多隻有20多歲，許多人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其中不少是女性。最為重要的是，他們的報道已經能夠暢所欲言了。
對於領導層來說，通往言論和媒體自由的道路是一種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結合的技巧，我們將在第二章對這個問題進行詳細探討。其實這是一個如何看待的問題。何時應該保護，何時應該壓制呢？中國人對於保護和控制的理解與西方人不同。如果邁克爾·摩爾（Michael Moore）拍攝一部關於中國國家主席的電影，那麼肯定會超過中國人的忍受極限。中國人很注重面子，這是他們審查的關鍵。有些事情就是不能寫的。
“對於中國共產黨最大的潛在威脅來自於受過良好教育的城市中產階級，”傑夫·戴爾（Geoff Dyer）在2008年7月21日英國《金融時報》的《市郊的悸動》（Stirring in the suburbs）一文中如是說。“如果公司高管、律師和大學教授開始質疑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