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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扭轉局面,重新恢復自上而下力量與自下而上力量之間的平衡,政府決定進一步放開市場:放松管制、取消商品價格雙軌制,由市場進行定價。這一大膽決定並非完全來自於上層,政府是在進行過調查,發現大多數中國人都支援這一決策並且願意犧牲自己當前的利益之後才下定決心的。這一行動也得到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裡德曼(Milton Freedman)的支援。弗裡德曼在訪問中國期間曾竭力主張自由經濟和自由市場。
1988年3月,價格體系放開。在接下來的一個月裡,商品價格上漲了95%,通貨膨脹一發不可收拾。由於恐慌,人們開始大量購買、囤積商品,從而導致耐用品和生活消費品的相繼短缺,進一步加劇了恐慌。1988年5月,新華社極力安撫越來越憤怒的群眾:“中國的價格改革需要膽量。我們必須承擔一些風險,但是黨中央堅信價格改革一定會取得成功。”
但是到了1988年8月,商品供應繼續惡化,上海市政府甚至不得不開始定額供應食品和燃料。很快,商品短缺情況進一步加劇,甚至在購買飯鍋這種普通商品的時候都需要以舊換新才行。城市中的建設也陷入停頓,大量建築工人失業。回到家鄉之後他們發現情況更加糟糕,於是迫於生計他們重新回到城市。大城市中大學教授和其他知識份子的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他們中一些人不得不搞起了副業。我們不難想到,在這種情況下學生很容易對國家和自己的未來喪失信心。
1988年10月,政府取消價格控制的政策失敗。但是,承認錯誤也沒能挽回人們對政府的信心。中國人對改革已經失去信心,政府也失去了改革試驗成功的關鍵:人們對於最終成功的信心。10年改革成果岌岌可危。
風口浪尖(2)
1989年,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創下了自1978年來的新低。資金枯竭、消費減少、工廠關門、失業率上升、資金流通幾近停滯,這些都成為導致人們不滿和抗議的關鍵因素。到1989年下半年,個體戶的數量減少了300萬家。大型私營企業的數量也從200;000減少到了90;600。
絕望的情緒席捲了全國,一些人把矛頭指向了共產黨。反對情緒日益高漲,一觸即發。不久,因為容忍資產階級自由化而在一年前被迫辭職的前*中央總書記*去世,終於引發了大規模的示威活動和*。
參加示威的學生和工人最多的時候幾乎有100多萬。有些人還用中英文打出了“你好,德先生”的標語,讓中國共產黨倍感尷尬,因為目睹這一場面的不僅是中國人,還有透過國際媒體觀望的全世界。
但是,這種西方國家所大力支援的對*的呼喚並不是來源於對自由選舉的政治渴望,而是出於對中國經濟狀況,特別是對*的失望和不滿。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力量之間失去了平衡。在任何時候,對於政府以及執政黨的抗議都可能會導致改革的停止,甚至內戰。因此,考慮到所有這些因素,當我們回顧*的時候,應該感到驚訝的並不是當時發生了的事情,而是沒有發生的事情。
中國沒有爆發內戰,沒有停止經濟改革,沒有再次閉關鎖國。不知是經過精心思考還是憑藉直覺,*決定力保經濟改革繼續前進。在1990年的新年社論中,《人民日報》寫道:“我們必須保持穩定。即使我們不得不在未來10年中維持這種低增長,中國最終也會實現翻天覆地的變化。”
領導人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到鞏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的同時謹慎進行進一步經濟改革上面。這一平衡最終得以實現,中國的經濟從過熱轉為穩定發展。改革再次成為持續發展的焦點。
1990年的亞運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所舉辦的第一次大型國際體育賽事,也是一系列改革的開始。在亞運會期間,*宣佈開發浦東……上海黃浦江東岸的落後地區。同年,上海股票交易所開市。負責鳴鑼的人甚至激動得暈倒在地。
雖然一方面人們對於穩定局勢的信心開始提升,但是另外一方面關於改革方向的討論再次出現,最終的問題落在了改革究竟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性質上。這一次出面干預的還是已經宣佈退休了的*。一系列署名“皇甫平”的文章透露了*的觀點:中國應該堅持思想解放,應該承擔一定風險、繼續改革,不要受到關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爭論的束縛。
但是,直到1992年春天*的著名南巡和一些繼續改革的指導方針出臺之後,人們的爭論才逐漸平復:“經濟發展是硬道理。”1992年10月,*十四大舉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