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國平自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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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只是從這個秘密中生長出來的看得見的作物罷了。就寫作是一個精神事件，作品是一種精神產品而言，有沒有真正屬於自己靈魂的問題和秘密便是寫作的真實的一個基本前提。這樣的問題和秘密會引導寫作者探索存在的未經勘察的領域，發現一個別人尚未發現的僅僅屬於他的世界，他作為一個作家的存在理由和價值就在於此。沒有這樣的問題和秘密的人誠然也可以寫點什麼，甚至寫很多的東西，然而，在最好的情況下，他們只是在傳授知識，發表意見，報告新聞，編講故事，因而不過是教師、演說家、記者、故事能手罷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加繆出於對法西斯的義憤加入了法國抵抗運動。戰後，在回顧這一經歷時，他指責德國人說：〃你們強迫我進入了歷史，使我五年中不能享受鳥兒的歌鳴。可是，歷史有一種意義嗎？〃針對這一說法，薩特批評道：〃問題不在於是否願意進入歷史和歷史是否有意義，而在於我們已經身在歷史中，應當給它一種我們認為最好的意義。〃他顯然沒有弄懂加繆苦惱的真正緣由：對於真正屬於自己靈魂的問題的思考被外部的歷史事件打斷了。他太多地生活在外部的歷史中，因而很難理解一個沉湎於內心生活的人的特殊心情。

我相信薩特是不為自己寫日記的，他的日記必定可以公開，至少可以向波伏瓦公開，因此他完全不會有托爾斯泰式的苦惱。我沒有理由據此斷定他不是一個好作家。不過，他的文學作品，包括小說和戲劇，無不散發著濃烈的演講氣息，而這不能不說與他主張並努力實行的透明性有關。昆德拉在談到薩特的《噁心》時挖苦說，這部小說是存在主義哲學穿上了小說的可笑服裝，就好像一個教師為了給打瞌睡的學生開心，決定用小說的形式上一課。的確，我們無法否認薩特是一個出色的教師。

三

對於我們今天的作家來說，托爾斯泰式的苦惱就更是一種陌生的東西了。一個活著時已被舉世公認的文學泰斗和思想巨人，卻把自己的私人日記看得如此重要，這個現象似乎只能解釋為一種個人癖好，並無重要性。據我推測，今天以寫作為生的大多數人是不寫日記的，至少是不寫靈魂密談意義上的私人日記的。有些人從前可能寫過，一旦成了作家，就不寫了。想要或預約要發表的東西尚且寫不完，哪裡還有工夫寫不發表的東西呢？

一位研究宗教的朋友曾經不勝感慨地向我訴苦：他忙於應付文債，幾乎沒有喘息的工夫，只在上廁所時才得到片刻的安寧。我笑笑說：可不，在這個忙碌的時代，我們只能在廁所裡接待上帝。上帝在廁所裡……這不是一句單純的玩笑，而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真實寫照，廁所是上帝在這個喧囂世界裡的最後避難所。這還算好的呢，多少人即使在廁所裡也無暇接待上帝，依然忙著塵世的種種事務，包括寫作！

是的，寫作成了我們在塵世的一樁事務。這樁事務又派生出了許多別的事務，於是我們忙於各種談話：與同行、編輯、出版商、節目主持人等等。其實，寫作也只是我們向公眾談話的一種方式而已。最後，我們乾脆拋開紙筆，直接在電視臺以及各種會議上頻頻亮相和發表談話，並且仍然稱這為寫作。

曾經有一個時代，那時的作家、學者中出現了一批各具特色的人物，他們每個人都經歷了某種獨特的精神歷程，因而都是一個獨立的世界。在他們的一生中，對世界、人生、社會的觀點也許會發生重大的變化，不論這些變化的促因是什麼，都同時是他們靈魂深處的變化。我們儘可以對這些變化評頭論足，但我們不得不承認，由這些變化組成的他們的精神歷程在我們眼前無不呈現為一種獨特的精神景觀，閃耀著個性的光華。可是，今日的精英們卻只是在無休止地咀嚼從前的精英留下的東西，名之曰文化討論，並且人人都以能夠在這討論中插上幾句話而自豪。他們也在不斷改變著觀點，例如昨天鼓吹革命，今天謳歌保守，昨天崇洋，今天尊儒，但是這些變化與他們的靈魂無關，我們從中看不到精神歷程，只能看到時尚的投影。他們或隨波逐流，或標新立異，而標新立異也無非是隨波逐流的誇張形式罷了。把他們先後鼓吹過的觀點蒐集到一起，我們只能得到一堆意見的碎片，用它們是怎麼也拼湊不出一個完整的個性的。

四

我把一個作家不為發表而從事的寫作稱為私人寫作，它包括日記、筆記、書信等等。這是一個比較寬泛的定義，哪怕在寫時知道甚至期待別人……例如愛侶或密友……讀到的日記也包括在內，因為它們起碼可以算是情書和書信。當然，我所說的私人寫作肯定不包括預謀要發表的日記、公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