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軍政傳信錄:戰天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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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就不說或少說，“其摺愈短愈妙”。 沒有深刻的政治遠見，沒有豐富的辦事經驗，沒有周到的人情揣摩，設計不出這份看似簡單的範本。在為曾國荃度身訂作的奏摺學教材《鳴原堂論文》的序言中，曾國藩說點評奏摺的用意在於“兄弟相戒以免禍”，這個實用摺稿格式無疑就是“相戒以免禍”的最佳典範，而此前曾國荃因摺稿惹“禍”，則是這個範本得以出現的現實因素。兩個多月前，因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下稱總署）諮商英國兵船助攻南京一事，曾國荃就惹了個不大不小的禍，弄得自己灰頭灰臉，十分狼狽。&nbsp&nbsp

李泰國艦隊事件

這個禍是怎麼闖的呢？那就先得說說議政王奕訢辦的一件尷尬事。咸豐十一年五月間，奕訢奏請購買英國軍艦用於“剿賊”，奉旨俞允，令湖廣、兩江、兩廣督撫妥籌　。那時候湘軍正在進攻安慶；而江、浙一片狼藉，亟需水師進駐，配合陸軍作戰。於是曾國藩復奏：“購買外洋船炮，為今日救時第一要務”；但是，他所謂的“要務”，卻不是說只要購買了外洋船炮，就能在軍事上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而是另外一層意思：“凡恃己之所有、夸人所無者，世之常情也；忽於所習見、震於所罕見者，亦世之常情也。輪船之速，洋炮之遠，在英、法則誇其所獨有，在中華則震於所罕見。若能陸續購買，據為己物，在中華，則見慣而不驚；在英、法，亦漸失其所恃”　；對這些洋人“誇其所獨有”的“奇技淫巧”，他的態度是聊備一格，作個擺設而已。日久天長，積少成多，君臣國人“見慣而不驚”，洋人也就“漸失其所恃”。洋務派的“中體西用”，頗為後來全盤西化者詬病，曾國藩此時的態度則頑固到“用”一下也不情願，買來看看就夠了。 這種原則同意、骨子裡不以為然的態度，總署諸公自然看得出來，加之湘軍旋即克服安慶，軍情稍緩，於是，對購買船炮之事“悉心講求”，“遲之又久，未敢率行驟辦”。直到傳來太平軍欲購買美國軍艦的諜報，迫於軍備競爭的壓力，總署才重開外貿談判，簽訂購銷合同。合同定稿主要內容為：籌撥滬粵各地關稅，作為購船款，合同簽訂即預付一半，交驗後付清餘款。英艦駛至中國，由中國總兵官“總統”，兵弁從湖南、山東、滿洲招聘，酌情聘用一些外國（不限於英國）人作為舵手、炮手。合同從同治元年正月開始生效。二年四月，自稱“大清國唯一海軍大臣”的李泰國（Horatio　Nelson　Lay）抵達北京，為交接軍艦作準備。由於對建設清國海軍抱有過分的熱情，他的最新建議已經全盤否定了原訂合同除付款方式外的所有條款。他任命英國人阿思本（Sherrard　Osborne）為艦隊“總統”，隨船帶來六百多名外國官兵，清一色的海龜，根本沒有放土鱉上船的意思。總署“不勝詫異”，迅即“嚴詞駁斥”，“相持幾至一月”。大清國外交部門的談判原則歷來講究“必也正名乎”，名正則言順、事順，六六大順。於是，幾經“折衝”、“曉喻”，“唯一海軍大臣”李泰國俯首聽命，同意設立一個“漢總統”，將阿思本降格為“幫總統”，二人“均聽所在用兵地方督撫節制調遣”，共赴國難，協剿金陵。原訂條款與此相悖者，盡行廢除。然則，一個技術裝置引進專案，轉瞬間變成了英國帶薪自願軍“抗賊援華”的軍事合作。但是，從制度創新層面進行考察，我們發現，由國人出任董事長（“漢總統”），外國職業經理人出任CEO（“幫總統”），國有資產不致流失，國家主權未受侵犯，實在是外交、軍事上的雙贏佳例。 不過，在談判上取得了巨大勝利，具體操作尚需曾氏兄弟、李鴻章諸人負責，故總署將外交通報諮發各處，妥議妥籌。曾國荃就在奉命諮商時栽了跟頭。 二年五月，水師攻克九洑洲，長江肅清。鮑超隨即渡江，圍住南京北面。八月，陸軍攻克南京東南面幾處堅壘。同時，李鴻章和左宗棠在江蘇、浙江兩地連連勝仗，李秀成等部俱受牽制，無力回援南京。因此，自去年五月進扎雨花臺，合圍還是雕剿、“呆兵”抑或“活兵”的兩難局面，似乎漸至解決之時，而攻克南京也只是個時間問題。那麼，像任何一個名心未褪的正常人一樣，曾國荃不得不嚴肅思考獨佔大功的可能性，對任何外力協攻的建議，首先生髮的就是抵抗心理。恰在其時，總署諮商函稿來了。 此次諮商，沒有采用諭旨垂詢的形式，而由總署分別發出密函。曾國藩接到密函後，迅即回覆，並通知曾國荃：“西人助攻金陵、蘇、常，似非總理衙門之力所能阻。餘下次有信，必痛陳之。昨復一信，言李泰國七船之事，茲抄寄弟覽”　；第一句話，說的是駐滬英、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