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軍政傳信錄:戰天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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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害的傳言。所以，如何妥善處置陳國瑞，乃是曾國藩接手剿捻事務的首要人事難題。 劉、陳對殺之時，曾國藩正從揚州趕赴淮安，聞信稍遲，朝廷已經批示“免其深究”，他也就不能透過對此事件的處理，暗蘊駕馭之術。失去“危機公關”的機會，就只有在例行公事中，抱著治病救人的態度，開展政治思想工作了。六月六日，在陳國瑞請示“餉項軍火如何籌措”的稟文上，他洋洋灑灑批覆了兩千多字　。“餉項軍火”的正題，著墨不多，而“玉成該鎮”的跑題文字倒用了一千六百多字。 善於做思想工作的領導幹部，批評下屬時，從不直接表達自己的好惡，而慣於透過“群眾意見”暗喻褒貶。曾國藩也不例外，說留心察訪，蒐集民意，發現“毀該鎮者十之七，譽該鎮者十之三”。群眾對“該鎮”不滿，可以稱為“劣跡”者，主要是以下數端：一、忘恩負義。黃開榜是陳國瑞義父，陳卻“不以為德，反以為仇”（據黃開榜親口所言）。二、性好私鬥。在袁甲三部，與其他部將“屢開明仗”；在壽州與李世忠鬥，殺死二提督；在正陽關與鹽商鬥，在汜水與米商鬥。三、擾民虐官。辱罵毆打泗州知州，布政使“躲避床下，旋即告病”；在高郵搶掠官府，“合署眷屬，跳牆逃避”。四、吸食鴉片。極High之時，喜怒無常，有“因一麻油餅殺廚子”之事。五、藐視各路將帥，不聽排程，動不動就以“我將造反”進行威脅。從公德到私德，貶斥無疑；群眾口中的陳國瑞，簡直就是個禽獸。當然，批評也要適可而止，於是，曾國藩筆鋒一轉，開始說“該鎮”的好處：一、驍勇絕倫，戰略出眾。二、至性過人，喜歡聽人講忠臣孝子的故事，喜歡讀《孟子》　。三、不好色，不貪財。打仗出色，是公論，也是陳國瑞如此囂張的根本原因，否則，他早就被廢掉了，何必如此苦口。喜歡聽忠孝故事，不好色貪財，則是本質不壞，尚可救藥。這段材料，先罵後贊，又打又摸，乃是“政委”工作的標準文體；所以如此鋪陳，就是為以下的“警告”乃至“處罰”製造氣氛。 所謂“警告”，是三條原則。第一，不擾民。第二，不私鬥。第三，不梗令。不擾民、不梗令之說，都是大道理，不過泛泛而談；湘軍、淮軍將領也不能杜絕此二事，姑妄言之，姑妄聽之，當不得真。不私鬥，則聯絡前不久劉、陳對殺之事，予以針砭。經劉銘傳、李鴻章彙報，曾國藩已經知道起因在於搶洋槍，所以說“其初則該鎮理曲，其後則銘營太甚”，不再一味批評，而儘量持平。但是，“該鎮若再圖私鬥以洩此忿，則禍在一身而患在大局”。韓信忍受胯下之辱，事後“召辱己者而官之”，是豪傑風範；郭子儀祖墳被挖，不予追究，反而引咎自責，是名臣度量。“該鎮”雖被劉銘傳“軟禁”，但所受侮辱遠不及此，務必以韓、郭為榜樣，“不特不報復銘營，並且約束部下，以後永遠不與他營私鬥”。初出兵時，曾國藩所部與綠營“私鬥”，他忍恥包羞，南下衡陽，固然是修養高，但也跟當時形勢有關　；陳國瑞號稱“名將”，一日之間，精銳部隊喪失殆盡，縱使“理曲”在先，也不能不責怪劉銘傳下手太狠。沒有任何補償，光讓他息事寧人，實在不能心口俱服。在陳國瑞看來，劉銘傳是曾國藩嫡系，自己是新到客軍，即使罪責相當，揆之嚴於律己之義，也應稍稍重責劉而撫慰陳；但是，對於淮軍將領，曾國藩並不像指揮湘軍那樣如臂使指，一切如意。劉銘傳名義上歸曾國藩節制，其實並不能令行禁止，真正控制權還掌握在李鴻章手裡。劉、陳爭鬥後，恐怕曾國藩因此責怪劉銘傳，李鴻章立即去信，申明不可責怪之意： “省三血性奮往，歷練少淺，不免粗率之處。鴻章因其戰守可靠，向不擾民梗令，往往曲予含容。此次入東偶遲，致受薄懲，又與陳鎮爭氣，未分曲直，倘函丈再以此事劾責，則朝廷必疑其驕縱難制。渠必不自安，且無以策勵將來。除鴻章諄函勸飭外，師亦必憐其勞苦逐戰，勿加苛求”　； 省三，劉銘傳字。“入東偶遲，致受薄懲”，指此前劉銘傳奉旨隨曾國藩往山東剿捻，因不願受僧格林沁節制，故意拖延時間，受到朝旨譴責　。此信用詞委婉，意見卻很堅定。劉銘傳出自李鴻章帳下，李對他，也只能以情相感，“往往曲予含容”。曾國藩若依法辦事，則是對他的“苛求”，他必然會鬧情緒（“必不自安”），以後的合作也不會愉快（“無以策勵將來”）。必須批評的話，也只能由李出面，而不能由曾發難（“除鴻章諄函勸飭外，師亦必……勿加苛求”）。形勢、人事，都迥異於統帶湘軍，所以曾國藩回信，也只能說： “省三之事，亦嘗再三思慮……閣下多方培植，苦心琢磨，而成此令器，鄙人斷無不知愛惜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