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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皮毛也快磨禿了。我將大衣緊緊抱在懷裡，一聞到二姨身上熟悉的氣味，眼中止不住含滿了熱淚。小時候，我從這件大衣的口袋裡偷出錢來，等著她像我父母一樣數落我這個壞女孩，等到的卻仍是愛心和信任。她就這樣挽救了我，使我永生感激她。
抽屜裡，在生鏽的針和纏在一起的線頭中，我找到了一隻銀質的頂針，這是二姨的陪嫁。頂針像一隻大大的戒指，二姨做針線活兒時把它戴在中指上。這頂針跟隨了她半個多世紀，幾百萬的針腳，針頭把頂針的小孔連成了一道道槽。它們是證人，告訴我二姨以前守寡時如何自食其力，不但養活自己，還把兩個孩子拉扯大。她失去兩個孩子之後，又把愛心給了我們，特別是給了我。然而到了1968年，我也遠走高飛了。
二姨等我回到她這間小屋一等就是10年。只要一想到假如我們又能團聚，重在同一屋簷下生活，將會多麼幸福和諧，我的眼淚就止不住簌簌往下掉。二姨也在和我一起哭泣，我能在風中聽見她的悲聲。就是懷著這一憧憬，我離開醫院回石家莊去應試，從此我的心將被無盡的悔恨噬齧，一如二姨過去的經歷。
50年代，二姨這個從未出過遠門、目不識丁的家庭婦女，為了幫她的兒子成家，毅然隨我們到瑞士呆了5年。等她攢夠了錢，兒子卻再無緣享用了。她當時在這個房間裡，一定也像我這樣，感到萬般的虛空與無奈。為什麼我們的努力總是徒勞？其實還不單止是徒勞，二姨本來還可以跟她的兒子廝守著，度過最後幾年的寶貴時光，我則失去了挽留二姨的最後機會，至少我應該在她離開這個世界時守在她的身旁。
命運！這就是她的命，這就是我的命！命運殘酷無情，跟我們開了一個又一個惡毒的玩笑。讓我們做些甜美的夢，然後再用完全相反的現實來諷刺我們。我們越是掙扎奮鬥，收穫的悔恨也就愈深重。但在二姨的整個一生中，她從未放棄過希望，也沒有放棄過善待別人的愛心。
“小瑞，你快走，快走吧！別擔心我，我沒那麼快閉眼！我還沒幫你把你的孩子帶大哩，我怎麼能死呢？我要你去考試，回北京來上大學！……”
即便是彌留之際，她還懷著深切的希望，對我，對她自己，對她命定見不到的孩子。
想到二姨，我明白我不能自暴自棄，我得努力。她把我一手撫養大，我就是她的親女兒。我應該繼續她未竟的希望和奮鬥，儘管我現在有了切身體會：希望往往帶來一顆破碎的心。慢慢地我開始考慮我應該去讀研究生。第二年我參加了考試，被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錄取。這次我毋須透過關係走後門，競爭是公平的。
接下來的兩年，我攻讀英語新聞寫作。我們系設在中國官方第一大報——人民日報社大院內，老師卻全是美國人和加拿大人，這在即使兩年前也是不可想象的。透過他們，外部世界的資訊涓涓細流般滲入我們的心田，我難以抑制自己的好奇。
早些時候我曾立志作一名真正稱職的記者，深入查訪，披露謊言，讓讀者聽到不同的聲音，以免再像我們那樣誤人歧途。但到了1980年，政治氣候再度變得寒冷起來。我開始意識到，記者的職業將使我不能像一般人那樣保持沉默，擺在我面前的只有兩種選擇：要麼說謊唱高調，要麼說真話併為此付出慘重的代價。
講真話併為此付出慘重的代價？唔，1979年公諸世人的張志新的故事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她說了真話，等待她的是監禁、離婚、強姦，臨刑前她的喉管都被人割斷了。但如果不是一些領導決定公開她的事蹟，誰又聽得到她對“文革”的抗爭？我既不想付這麼慘重的代價，又不想漫無邊際地等待，“文革”已經耗費了我12年的光陰，我已經不再年輕，誰知道中國還要等多少年才能等來新聞出版自由！我還是好好走自己的路，不枉此生吧。
我愛國心依然，但我久已不再夢想成為救黎民於倒懸、引他們至大同世界的英雄了。我深知自己沒有卓越的見識和勇氣，我只是一個尋常女子，喜歡讀好書，想親眼看世界，“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如此而已。在1981年春，這一希望頓時有了實現的可能，至少對我們中的幸運兒而言。我的一位朋友剛去了英國，同班同學也有準備到美國去讀研究生的，有些已經寄出了申請。
我不敢奢望自己能有這般好運，可是每天半夜3點醒來，在黑暗中我看見略微卷起的竹簾之外遊離著一個揮之不去的出國夢。每念及此，我睡意頓消，熱血上湧，心跳加速。
機會現在看似渺茫，但更可能在你採取行動之前，連這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