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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煙消雲散。國家的大門可能再度關閉，我應該抓緊行動，不然就只能落得後悔。試一下，天意讓我走不成，我也不會太傷心，畢競“謀事在人，成事在天”。過去母親絞盡腦汁幫我辦戶口的時候，父親總拿這句話潑母親的涼水。我最不喜歡他這麼說了，現在我卻發現這句話大有深意在。
在這個念頭的鼓舞下，我騎車直奔北京圖書館，在那兒找到幾本介紹美國大學的小冊子。我挑了3所，3是個幸運數：東海岸的馬薩諸塞大學，讀比較文學專業；西海岸的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讀英國文學；另一所是堪薩斯州的大學，讀社會學。雖然我對這些大學幾乎一無所知，但我還是寄出了申請。我對整件事並不抱有太大希望，因為我一沒錢，二沒海外關係。
不出所料，我不久就收到堪薩斯大學的回信：他們無法為我提供獎學金。真遺憾，在美國中部當一個社會學家的夢就此破碎。我們新聞系的閱覽室有幾十種中外雜誌，晚些時候，我不知在《新聞週刊》還是在《時代週刊》上讀到一篇文章，報道一個冷血殺手專門殘害和我同年齡的女性，他眼下現正在洛杉磯逍遙法外。我不由倒吸一口涼氣，這則新聞使我聯想起中國媒體在過去許多年中在美國問題上所作的宣傳：美國是個充滿暴力、犯罪、精神空虛、道德淪喪的地方。我一時也弄不清這種宣傳到底有多真實。小心總是沒大錯，不是說有錢難買後悔藥麼？我還是別去加州為妙。
剩下的只有一個選擇了，這裡的形勢卻越來越不利。那一年，有些領導忽然害怕中國人才外流，鼓勵研究生留學的政策來了個急剎車。結果我所在的研究生院拒絕為我開具成績單以及任何對我申請有幫助的材料。拿不到這些證明檔案，當時中國又沒有開辦託福和研究生入學考試，我手上所有的材料僅有美國老師寫的兩封推薦信和我寫的一篇關於《簡愛》的文章。
當然，單憑這些申請材料，任美國或世界上哪一所學校都不會錄取我，更別提經濟資助了。但我對留學這個念頭已經欲罷不能，不到山窮水盡不肯輕言放棄。於是我坐下，給馬薩諸塞州大學寫了一封長長的信，敘述了我在“文革”中的經歷，希望我能用言辭表達為什麼我這麼渴求一個出國學習的機會。
上天見憐，信轉到幾位熱心腸的教授手上，他們把信又交給了一位同樣古道熱腸的老院長。不久我就聽到了好訊息：我被馬薩諸塞大學錄取為比較文學系的研究生，老院長還為我在東亞研究系特別設立了一份助教工作，這樣我從一開始就能在經濟上自立了。
直如夢想成真，得知馬薩諸塞大學為我做的一切，我非常感動。但要實現這個夢還需翻越關山重重：如果兩個月內我得不到一級級部門的批准，拿不到護照，我的留學夢仍是一堆肥皂泡。而且我看得出來，在當時的情形下，要打通這些關節難於上青天。我必須動用所有關係，敲開一扇扇後門，帶著笑臉，求人說項，上下左右，百密一疏都會功虧一武我煩透了這求人的事，但1981年的整個夏天，我都馬不停蹄地為此事奔忙。白天晚上我騎著腳踏車滿北京亂轉，有如熱鍋上的螞蟻。系裡另外兩個男同學也在忙同樣的事，我們交換資訊，有一種戰鬥在同一戰壕裡的感覺。
到了9月初，我終於辦齊了出國手續。另外兩個男同學的申請卻落了空。他們當然對那些卡他們的官員恨之入骨，而且連我也一起恨上了。於是他們控告我走後門。對此我又如何能為自己洗刷辯白？我的確走了後門，但如果說我熱衷於這種後門交易，我卻只能苦笑一聲：如果局勢開明、政策合理的話，我又哪裡用得著走後門呢？我的請求，和他們的請求一樣，都是完全合法的，問題在於經過“文革”，雖然有些前門還是開著，但更多場合，如果沒有關係，合理的請求一樣石沉大海。
為此，我深知只要還在中國，就逃脫不了後門交易。每次事到臨頭，不期而然準要這麼做。比如叔叔從鹽場平反回來，沒有工作單位，有一個研究所願意要他，但那年招人的指標用完了，他問我能不能幫他這個忙。我知道這個忙還是可以幫到的，而且我覺得經過這22年的磨難，他應該得到些補償，有一個像樣的工作單位。再說他是我的叔叔，奶奶說過了，我會幫他的。她料事如神，我的確幫了他，然而我內心難耐困惑。
是不是目的合理就可以不擇手段呢？我想過去母親幫我的時候一定也被同樣的問題困擾。她的一生都忠於黨，信奉共產主義，而另一方面，她又放不下她的女兒。她知道如果她不幫我，沒人會來幫我，我會長年陷在北大荒，也許還會慘遭不測……但她對她的所作所為又不能完全釋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