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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右手持鞭，左手提馬燈，在豬圈間巡行。貼身的衣兜裡還藏了把鋒利的剪刀，這是用來防身的最後一著。
當時我雖只有門歲，也還沒天真到居然相信一旦被襲擊，剪刀就能救我一命或保我清白。但除此之外又有什麼別的法子呢？我曾經想過放鞭炮，這倒是個高招，但如何保證既不讓鞭炮受潮，又能在情急之下點著它，我實在想不出個好辦法。
豬號茅屋的牆上不知誰留下一面鑼。我衝著這面鑼開心了一陣，琢磨它能派上什麼用場。村子裡離豬號最近的房子起碼也有一里多，由於天氣寒冷，這兒的人即使在大夏天睡覺也關著門窗。嚴冬時節更是把木屑填在兩層玻璃窗中間保暖，也就是說冬天的屋子幾乎處於全封閉狀態。要是夜裡豬號真出什麼事，敲鑼打鼓放鞭炮都無濟於事。所以我最好面對現實，別抱什麼幻想。
其實我若一開始不主動請纓，誰也不會讓我來豬號打夜班，我也就用不著傷這份腦筋了。在我來豬場以前，這兒從沒人想到女人還能在豬號打夜班。到了1969年，不知怎麼一來二去男勞力不夠了，我便向豬號的陳頭兒自告奮勇說我也可以參加打夜班。這話開始他聽了也沒當真，後來他弄明白我不是在鬧著玩，便上下打量我，好像他以前不認識我一樣。
說起來這也不是我第一次自告奮勇了。1968年夏我就自願不留北京而來到了北疆。當時我之所以決定這麼做，是覺得城鄉差別對千千萬萬的人太不公平，為什麼我和我的同學們生來就享受中國所能提供的一切上佳待遇，包括在大城市生活，進重點學校，用一流圖書館，逛各類書店，參觀博物館，以及假日去公園遊園和觀看各種歌舞戲劇演出，而另一批年輕人只能在窮鄉僻壤自生自滅，永遠得不到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新中國理應人人平等。我們若真立志改造社會，便須先從自己做起，放棄我們已有的特權，把進城上大學的機會讓給貧下中農的子女。至於我們自己，則應到農村去艱苦磨鍊，一如革命戰爭曾經磨鍊了我們的父母。最終我們定能消滅中國的城鄉差別。我就是抱著這樣的信念來到烏蘇里江邊一個叫做涼水泉的小屯。
來涼水泉不到3個月，我又自告奮勇了一回，要求去最髒的豬號工作。這回我是打算向自己溺戰，因為從小我就習慣住整潔的房子，用乾淨的盥洗裝置。我所做的惡夢中最讓我恐懼的莫過於被劾稠腥臭的糞便所圍困。一腳踩下去，熱烘烘的大糞滲透鞋幫，蒸騰的臭氣令我幾欲暈去。驚醒時，周身都是雞皮疙瘩。
在我看來，這種折磨比革命先烈所受的嚴刑拷打還要可怕一百倍。我知道這種思想是錯誤的，屬於剝削階級無疑。中國的農民曆來以大糞為肥料，喜歡它還來不及。所以我認為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去豬號工作是最好的辦法。
打夜班是我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自告奮勇。此後我發現了一個令人不快的規律：不論在哪個單位，當你第一次站出來自告奮勇時，領導會驚訝地表揚你，但隨即，自願便成了義務。他們覺得這是你分內之事。更糟的是領導會利用你的榜樣，對別人施加壓力，讓人人都成為“自願者”。幾個月後，豬號裡所有女職工都“自願”參加打夜班了，可我知道她們中好些人是出於無奈。我開始後悔，覺得我這麼做實在有點對不起大夥兒。
事實上我真正悔不當初是在1971年夏，老眯子打夜班出了事的時候。老眯子是當地老鄉給豬號的一名哈爾濱女知青取的外號，意思是說她的腦子頗有些迷糊。像多數北方姑娘一樣，老眯子長得高大豐滿，18歲已發育得很好。一天晚上她在豬號打夜班，事後誰也不知道那天夜裡究竟發生了什麼，只知道第二天老眯子對村裡的人說老陳把她給強姦了。
出事時正趕上我第一次回家探親。等我從北京回村時，老眯子已經調走，調到一個極遠的農場去了。當時領導常採取這種做法，說起來還是為她好。不過因此我一直都沒機會聽她本人講起這件事的本末。
我聽到的都是些不胚而走的流言。豬號的其他女知青告訴我，老眯子那幾天哭得很傷心，一邊哭一邊反覆叨叨：“這我可怎麼辦呀？我沒臉見人了。我把我爸我媽的面子都丟光了，以後還怎麼做人呢？我不想活了！”
村裡的老鄉們則說這事不可能是強姦，老眯子準是當時半推半就而事後又反悔了。理由呢？老陳的又不是陌生人。他是豬號的頭兒，平日裡手把手教她幹活哩。晚上大夥兒也常見她去老陳家吃個飯，用縫紉機補個衣服什麼的。
這固然不假，不過豬號的女知青誰沒跟老陳一起幹過活，向他學過手藝？晚上我們也都去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