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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串過門兒，吃過飯，這在當時叫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正是領導大力提倡的。老陳出身貧農，又當過志願軍，堪稱我們“結合”的首選人物。
後來，村裡又傳開另一種說法，說老眯子忒傻。頭一件，她不該跟老陳發生關係，老陳有妻有子，歲數恐怕比她爹還大；再說了，就是有了這事，也犯不著逢人就說老陳把她給強姦了。看看結果好了，領導把她調哪兒也無濟於事，這種事一傳十，十傳百，早晚會傳到她的新單位。將來誰還要娶她？她將來名聲掃地，沒臉見人，也怪不了誰，只能怪她自己不聰明。
事發之後，老陳也曾讓村裡的第一把手趙指導員盤問了一番，後來他就被調到基建隊蓋房子去了。有人見此便評說趙指導員袒護老陳，因他倆都是揚州人，是老鄉。又有人不以為然，說你還能把老陳怎麼著？在中國，一個臭農民你能怎麼懲罰他？開除黨籍？可他又不是黨員；降級撤職？他本來就是平頭百姓一個；吊銷城市戶籍？也不可能；乾脆開除國籍，哪個國家又會要他呢？正應了一句俗話：死豬不怕開水燙。
於是老眯子事件就這麼不了了之。最後人們把她的閒話說膩了，她也就漸漸被遺忘了。也許這正是她所希望的吧。她離開後再沒回來過，也不給任何人寫信，完全從我們的生活中匿跡銷聲了。但她淹留在我的記憶深處，幾年之內，時時出現在我的夢裡：紅撲撲的臉蛋，粗手大腳，一個初長成人的妙齡姑娘。她飛紅了臉在笑，開開心心的，我確實從來沒見她哭過。
除了這場風波，另一件事也讓我對打夜班頗為懊喪。此事起因極小：豬號沒有鬧鐘。這對別人似無大礙，但對我來說，半夜3點讓我醒來真比登天還難。
有時一睜眼發現已是紅日當窗，這種睡過了頭的惶恐我至今記憶猶新。結果所有豬圈都一塌糊塗，其他人得在低矮的棚頂下忍受著蚊子的襲擊和臭氣的燻蒸，數小時才能把豬圈都清乾淨。唉，這紅著臉向同伴連連道歉的滋味真不好受。即使大家嘴上不說什麼，他們的眼神卻讓我無地自容。這種場合，解釋是於事無補的。
可是鬧鐘哪裡是說買就能買得起的？當時，我一個月32元的工資得應付所有的日用開支：伙食12元，剩下的需要拿來買衣服、鞋子、勞動手套、郵票、牙膏牙刷、肥皂洗衣粉、手紙衛生紙、蠟燭電池，再加幾聽令人絕難抗拒的水果罐頭。這還不算，兩年內我還得攢下至少30元作為回家探親的路費。我掐指算算，10塊錢一隻的鬧鐘還是買不起。看來我得像別人一樣不用鬧鐘自己醒。
日復一日，有志者事竟成，我終於把自己訓練得能在半夜3點準時醒來，就像有誰在我腦袋裡裝了一隻看不見的魔鍾。開始我對這一成就興奮不已，但很快我就倍嘗苦果：不管我打不打夜班，這隻魔鍾準在半夜3點把我鬧醒。3年後我離開豬場下大田幹活，可我不知怎樣才能將此訊息通知這永不停擺的魔鍾。
又過了兩年，我離開北大荒回父母身邊讀書，仍舊甩不掉這個該死的習慣；80年代，我發現即使遠渡重洋，到了地球另一邊，這習慣仍像一個幽靈跟定了我。無奈，我只好接受北大荒送給我的這件推辭不掉的紀念。
多少次半夜醒來再也回不到渴望的“黑甜鄉”，惱得我掉眼淚。1973年我開始自學英文，這之前有整整7年時間我沒摸過課本，當時我已經22歲了，重整學業對我殊非易事。我實在不願夜裡失眠，缺了覺我第二天準保頭重腳輕，腦袋成了一桶漿糊。這種時候，我真想和上帝也好魔鬼也好達成一筆交易：寧願少活10年，只要有誰讓我不再受此煎熬。
如今我重溫舊事，儘管有著酸澀的無奈，卻也覺得半夜3點醒來並非一無是處，至少夢迴之時我還清楚地記得那醒來前的夢境。回想它以及我平生做過的許多白日夢，我開始思考，我不會再遺忘。
在農場，白天干活幹得暈頭轉向，幾乎無暇回味夢境。晚上，我們的宿舍是十人一屋，南北兩張大通鋪，各睡五人，中間隔條四五尺寬的走道。在這樣的房間裡要想點自己的心思，只能是半夜三更夢醒時。
此刻周圍沒有警惕的眼睛和豎起的耳朵，我儘可以在夜色保護下們心自問：我到底是什麼人？是奶奶那樣頑固不化的舊貴族，還是新中國培養出來的有文化的新農民？是共產主義的可靠接班人，還是骨子裡極端反動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否只有為人民服務，做革命的螺絲釘，人生才有意義？生活的目的究竟在哪兒？為了理想，我情願作出哪些犧牲？又有什麼是我幾經反覆才明白，即使為了父輩和我們的理想，我也決然不能放棄的？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