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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
本地的報紙陸續刊登了我講學的一些報道，他看到了，託一位古董店的老闆來找我。帶來的話是：很早以前，胡愈之先生曾託他在香港印了一批私用稿紙，每頁都印有“我的稿子”四字，這種稿紙在他家存了很多，想送幾刀給我，順便見個面。
這是好愉快的由頭啊，我當然一口答應。他70多歲，姓沈，半個世紀前的法國博士。在新加坡，許多已經載入史冊的國內國際大事他都親身參與，與一代政治家有密切的過從關係。在中國，他有過兩個好友，一個吳晗，一個華羅庚，都已去世，因此他不再北行。他在此地資歷深，聲望高，在我見他那天，古董店老闆告訴我，陪著我想趁機見他一面的人已不止一個。其中一個是當地戲劇界的前輩，廣受人們尊敬，年歲也近花甲，但一見他卻恭敬地彎腰道：“沈老，40年前，我已讀您的文章；30年前，我來報考過您主持的報社，沒有被您錄取……”
沈老從古董店那張清代的紅木凳上站起身來，遞給我那幾刀大號直行稿紙，紙頁上已有不少黃棕色的跡斑。稿紙下面，是一本美國雜誌Newsweek，他翻到一頁，那裡介紹著一個著名的法國哲學家E．M．Cioran，有照片。沈老說，這是他的同學、朋友，今年該是78歲了。我一眼看去，哲學家的照相邊上印著一段語錄，粗劃黑體，十分醒目：
Without the possibility of suicide，I would have killed myself long ago。
沈老說，這本雜誌是最新一期，昨天剛剛送到，不是因為有這篇介紹才特意儲存的。“一輩子走的地方太多，活的時間又長，隨手翻開報刊雜誌都能發現熟人。我的熟人大多都是遊蕩飄零的人，離開了祖國，熬不過異國他鄉的寂寞，在咖啡館蹲蹲，在河邊逛逛，到街心花園發發呆，互相見了，眼睛一對就知道是自己的同類，那份神情，怎麼也逃不過。不管他是哪個國家來的，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一起上酒吧，一起嘆氣說瘋話，最後又彼此留地址，一來二去，成了好友。很快大家又向別的地方遊蕩去了，很難繼續聯絡，只剩下記憶。但這種記憶怎麼也淡忘不了，就像白居易怎麼也忘不了那位琵琶女。你看我和這個Cioran，幾十年前的朋友，照片上老得不成樣子了，我一眼就認了出來。”
顯然這是確實的。Newsweek編輯部說Cioran原是羅馬尼亞人，1937年他26歲時才到巴黎，一個典型的漂泊者。現在，七老八十的他，已經成了世界上讀者最多的哲學家之一，一接受採訪開口還是談他的故鄉羅馬尼亞，他說由於歷史遭遇，羅馬尼亞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懷疑主義者。可以設想，在巴黎的酒店裡，年輕的Cioran和年輕的沈博士相遇時話是不會少的，更何況那時中國和羅馬尼亞同時陷於東西方法西斯鐵蹄之下。
我們一夥，由古董店老闆作東，在一家很不錯的西菜館吃了午餐。餐罷，談興猶濃，沈博士提議，到一家“最純正的倫敦風味”的咖啡座繼續暢談。
新加坡幾乎擁有世界各地所有種類的飲食小吃，現在各店家之間所競爭的就是風味的純正地道與否了。要精細地辨別某地風味，只有長居該地的人才有資格。沈博士在這方面無疑享有廣泛和充分的發言權。他領著我們，一會兒過街，一會兒上樓，一會兒乘電梯，七轉八彎，朝他判定的倫敦風味走去。一路上他左指右點，說這家日本餐館氣氛對路，那家義大利點心徒有其名。這麼大年紀了，步履依然輕健，上下樓梯時我想扶他一把，他像躲避什麼似地讓開了，於是他真的躲開了衰老，在全世界的口味間一路逍遙。終於到了一個地方，全是歐美人坐著，只有我們一群華人進去，佔據一角。
“完全像在倫敦。你們坐著，我來張羅。”沈博士說：“別要中國茶，這兒不會有。這兒講究的是印度大吉嶺茶，一叫‘大吉嶺’，侍者就會對你另眼看待，因為這是一種等級，一種品格，比叫咖啡神氣多了。茶點自己去取，隨意，做法上也完全是倫敦。”
當“大吉嶺”、咖啡、茶點擺齊，沈老的精神更旺了。那架勢，看來要談一個下午，就像當年在巴黎，面對著Cioran他們。他發現我對漂泊世界的華人有興趣，就隨手拈來講了一串熟人。
“我在巴黎認識一個同胞，他別的事情都不幹，只幹一件事，考博士。他沒有其他生活來源，只有讀博士才能領到獎學金，就一個博士學位、一個博士學位地拿下去。當我離開巴黎時，他已經拿到8個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