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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學位，年歲也已不小。後來，他也不是為生計了，這麼多學位戴在頭上，找個工作是不難的。他已經把這件事情當作一種遊戲，憋著一口氣讓歐洲人瞧瞧，一箇中國人究竟能拿到幾個博士！也許他在民族自尊心上受過特殊刺激，那在當時是經常有的事，也是必然有的事，我沒有問過他。見面只問：這次第幾個了？”
“他是一個真正的、無可救藥的酒鬼。只要找到我，總是討酒喝。喝個爛醉，昏睡幾天，醒來揉揉眼，再去攻博士。漂泊也要在手上抓根纜繩，抓不到就成了無頭蒼蠅，他把一大串學位拿酒拌一拌，當作了纜繩。我離開巴黎後就沒聽到過他的訊息，要是還活著，準保還在考。”
我忙問沈老，這個酒鬼的8個博士學位，都是一些什麼專業？沈老說，專業幅度相差很大，既有文學、哲學、宗教，也有數學、工程、化學，記不太清了。這麼說來，他其實是在人類的知能天域中漂泊了，但他哪兒也不想駐足，像穿了那雙紅鞋子，一路跳下去。他不會不知道，他的父母之邦那樣缺少文化，那樣缺少專家，但他卻睹氣似地把一大群專家、一大堆文化集於一身，然後頹然醉倒。他已經變成了一個永不起運的知識酒窖，沒準會在最醇濃的時候崩坍。
他肯定已經崩坍，帶著一身足以驗證中國人智慧水平的榮耀。但是，不要說祖國，連他的好朋友也沒有接到噩耗。
“還有一位中國留學生更怪誕，”沈老說：“大學畢業後沒找到職業，就在巴黎下層社會瞎混，三教九流都認識，連下等妓院的情況都瞭如指掌。不知怎麼一來，他成了妓院區小教堂的牧師，成天拯救著巴黎煙花女和嫖客們的靈魂。我去看過他的佈道，那情景十分有趣，從他喉嚨裡發出的帶有明顯中國口音的法語，竟顯得那樣神秘；我們幾個朋友，則從這種聲音裡聽出了潦倒。”
“虧他也做了好幾年，我們原先都以為他最多做一二年罷了。不做之後，他開始流浪，朝著東方，朝著亞洲，一個國家一個國家逛過來。逼近中國了，卻先在外圍轉悠。那天逛到了越南西貢，在街上被一輛汽車截住，汽車裡走出了吳庭豔，他在巴黎時的老熟人。吳庭豔那時正當政，要他幫忙，想來想去，他當過牧師，就在西貢一所大學裡當了哲學系主任。據說還當得十分稱職，一時有口皆碑，儼然成了東南亞一大碩儒。後來越南政局變化，他不知到哪裡去了……”
我想，這個人的精神經歷，簡直可以和浮士德對話了。他的漂泊深度，也許會超過那位得了很多博士學位的人。如果以這樣的人物作為原型寫小說，該會出現何等的氣魄！中國近代的悲劇性主題，大半彙集在陳舊國門的隆隆開啟之中。一代文人把整個民族幾個世紀來的屈辱和萎靡，馱著揹著，行走在西方鬧市間，走出一條勉強可以跨步的人生路。現代喧囂和故家故國構成兩種相反方向的磁力拉扯著他們，拉得他們腳步踉蹌，心神不定。時間一久，也就變得怪異。
這麼想著，我也就又一次打量起沈老本人。他還是一徑慢悠悠地講著，也不迴避自己。他自己的經歷由於常與著名的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牽涉在一起，難於在這裡複述，我只能一味建議：“沈老，寫回憶錄吧，你不寫，實在太浪費了。”
沈老笑著說：“為什麼我家藏有那麼多稿紙？還不是為了寫回憶錄！但是我寫過的幾稿都撕了，剩下的稿紙送人。”
我問他撕掉的原因，他說：“我也說不清，好像是找不準方位。寫著寫著我就疑惑，我究竟算是什麼地方的人？例如有一年在一個國際會議上一位政府首長要我尋找中國大使，我找了幾次都錯了，亞洲國家的人都長得很像，最後我憑旗袍找到大使夫人，再引出大使本人。這樣寫本來也不錯，但是寫到最後出問題的是敘述主體。我是誰？算是什麼人？在找什麼？……我回答不了這些問題，越寫越不順，把已經寫了的都撕了，撕了好幾次。”
我問沈老，什麼時候會回中國大陸看看？他說，“心裡有點怕，倒也不怕別的，是怕自己，就像撕那一疊疊的稿紙一樣，見到什麼和感到什麼，都要找方位，心裡毛毛亂亂的。何況老朋友都不在了，許多事情和景物都變了，像我這樣年紀，經不大起了。”
“但我最後一定會去一次的。最後，當醫生告訴我必須回去一次的時候。”他達觀地笑了。
在等待這最後一次的過程中，老人還會不會又一次來了興致，重新動手寫回憶錄？我默默祝祈這種可能的出現。但是，他會再一次停筆、再一次撕掉嗎？
他畢竟已經把一疊稿紙送給了我。稿紙上，除了那一點點蒼老的跡斑，只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