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當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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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故居高位者每至運用其政治地位，辭嚴色厲，奴役屬僚；居下者亦易流於敷衍公事以取悅長官為能事，而恬不以為恥；甚或承奉長官顏色，用招恩寵。即有賢者，亦難免失其敬業樂群之心腸。但求無過而已，不能發揮其最大的工作效能。以故宮吏上下之關係，如非劃若鴻溝，即侵幸阿黨。流風所至，清正之士每視從政為畏途，而戒懼斂足。如此則國家行政場合遂為宵小徵逐之鄉矣。

而漢制則不然。漢法雖嚴，然官吏上下之間的關係則一以‘禮’為紀綱。上下之間除有法定的關係之外，復以‘禮’維繫之。長官屬僚，職分主屬，而禮同賓主。長官以師長態度以遇僚屬。而屬僚之與長官則行師弟子禮，上下以揖讓相處，無後世之官僚惡習。故以一代大智大賢，無傷於屈為小吏。雖處至卑之位而能安之若素，良有以也。試觀即漢代丞相府屬官之與丞相，亦僅行師弟子禮，白錄不拜。丞相有事於屬僚，亦稱‘請’，而不日‘召’。屬吏有過，司監察者據以報丞相，丞相親按之，如三日不白其冤，即暗示所控屬實。被控者即自行引退，絕無傷於個人人格之尊嚴。務使被控者內心感愧。散發其良心。而冀其知恥也。蓋雖為大聖大賢，不能無過，如偶一不慎遂受難堪之侮辱，則氣節之士，將視補吏為畏途而不肖者則日久亦恬然受之不以為恥矣。

丞相府猶且如此，則郡太守縣令長更無待言矣。是故太守出典一方，率以禮聘當地俊彥為郡吏。如西漢孫寶為京兆尹，徵名士侯文為吏不應，寶乃遇之以賓禮，與之為布衣交，時人美之。故漢代太守之徵聘郡吏也，直同在位者之‘趨士’，因之側身官府者多引以為榮，非同在下者之‘慕勢’也。故一郡名流歸之如水之就下也。以故官府之所在即是一郡名流薈萃之所。上下之間以禮讓相維繫，以法令為依歸，在下者不卑不亢；居上者不縱不抑。後世失之，遂流為官場逢迎之儀式矣。

節要而言之，禮治與法治相互為用，則禮治不致流於頹滯；而法治亦不致流於冷酷，故能政風穆穆，而政府於人民之間亦庶幾無截然之鴻溝也。以故西漢郡守雖如黃霸、龔遂之寬和，而吏無驕縱不法之習；即如嚴延年之酷，而屬僚亦不乏良吏，良有以也。至後世此風漸頹，晉陶淵明乃有折腰之嘆矣。

再者，漢代地方政治之特點，更以其富有民治之精神也。試觀太守受策由其一方，儼然唯我獨尊矣。然漢制非本那人不得為郡吏。放太守隸屬諸曹，率由本那士民任之，佐治其郡，是不啻以其民治其地，而由太守總其成。郡丞統領後曹為幕僚長，率百僚佐太守為治。以本那人參太守幕府。既如以‘科員政治’目之，則負一郡之實際之政治運作；而既以同那人組成太守府‘後曹’，則不啻為一變相之參議會也。且復以學有專長之士組‘議曹’，佐太守議郡政之得失，直是一專家委員會，作太守之顧問機關，太守但秉中央政令，維繫對中央關係，擘畫大計，總其成且。故漢代的地方政治能得乎民治之長，而不致失其向心力也。

其縣政亦復如是，縣吏既出諸察舉，更有所謂‘三老’、‘孝悌’、‘力田’者，皆一縣年高德勒之士。與縣丞尉以事相教，讓政治得失，是亦不啻一參議會也。是亦漢代政治之特點，不幸傅至後世則變質矣。（五）漢製為後世所不及

今日試一回顧我國政治制度之沿革，莫不祖述漢制。流變二千年，舉凡中央地方之設官升職，幾皆不脫兩漢制之範疇。且後世因襲漢制，往往失其原意而流弊滋生者。蓋後人之因襲漢制也，有但取形式，而忽略其用意者。或有模仿其用意，而失其人治之精神者，幾經流變則變質矣。

試觀漢代之實兩級地方政治，太守出典一方，中央即付以專治一方軍法政財之大權，及選舉進賢之責，獨掌士子上進之途，有專殺之權，集一切大權於一身，儼然一土皇帝。然行之百年，不特流弊絕少，且治續斐然者，實有賴於監察制度，與人民參政制度之得法也。刺史不干涉地方行政，實行其超然監察制，且專以舉察郡太守為事，故行政與監察制渡，各自發揮其最高效能，而無相互牽制之弊

且人民與政府之間無截然鴻溝，以其地之民而治其地。如郡縣屬吏，對行政長官，既可作積極之佐治，復可作消極之監督。既為負責實際責任之政府官吏，復為變相的參議員，負有行政、監察、建議的多重意義，故於一郡縣之行政得失，所見尤深。即有建議，亦不至於流之空洞；而興利革弊亦能便捷從事。試以之與今日民主政治之地方人民參議會制，作一比較，正不知其孰得孰失也。而郡太守一秉中央為治之原則，以其民，治其地，而總其成。長官幕僚相互依賴，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