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當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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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太守選拔本郡中俊秀士民任之。各有專職，分層負責。統名之曰：“後曹‘，亦即太守之幕府也。而由郡丞統領之。故郡丞襄贊太守，實際負責。亦即蔣委員長所說之’幕僚長‘也。

而一郡之國民軍訓，則由秩比二千石之‘郡尉’司之。漢制民年二十三始傅。即今之壯丁登記也。民年二十三即為及齡壯丁。及齡壯丁，如期至郡，由郡尉領受軍訓。於每歲農暇時之八月，會同郡太守與縣令長舉行‘都試’，視人民體格及志趣之不同，分別施以‘輕車’、‘材官’、‘騎士’等之不同訓練。近水之郡復有‘樓船’之訓練。統由郡尉司之，而由太守集合縣令長於都試時，課其殿最，授予資格。故郡丞實掌一郡武備，邊郡郡尉之下且有武職屬官，曰‘司馬侯’者。故郡尉既司國民軍訓，復兼司捕盜，維持一郡治安，猶今日省內之保安司令，且兼師管區司令之職也。（三）迴避制與監察制

漢制郡太守屬官率由太守自本郡察舉孝廉方正之士為之，統謂之‘郡吏’；然他郡人，非本郡人不得為郡吏。以故太守承命出典一方，不過率本郡人民為治。因此下聞易於上達，舉直錯枉，施政得宜。郡太守則一本中央政令為治，有專殺之權，總攬政綱，導民為治。權至重，位亦等。故其屬吏雖率為本郡人，亦不敢阿黨矇蔽，致使太守有運用不靈之弊也。

是故一郡之軍政財大權，率操諸太守一人，則地方政治之良窳端賴乎太守一人。一郡治亂之責，亦由太守一人是問矣。因之地方之監察機關，亦專察太守一人。漢代之地方監察官為‘刺使’。刺使之官品（秩）次於太守，僅六百石；然權責至重，專已刺舉太守過失為事；太守有功，亦得奏褒。一般職責是‘奉詔條察州’，非條所問即不省，劃定刺使、監察許可權，不得逾越。所謂詔條凡六：即一條：強宗豪右，出宅逾制以強凌弱，以眾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背）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眾為奸；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情，喜則淫貪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恬榮勢，請託為監；六條：二千石遠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正今【見‘前漢書。百官公卿表’顏師古注】等六條。

試觀此六條所定，即為專察太守，六條以外不舉。刺史如越俎代庖，超出六條範圍，往往得罪，故刺史不察‘黃綬’（黃綬秩在二千石下）。蓋太守屬官選罷之權既率操諸太守，其功過賢愚，既有‘功曹’、‘督郵’等為之考績，則屬官有罪，太守自不能辭其咎。如西漢宣帝時，涿郡太守即以查舉不實貶秩。故刺史但集中注意力監察太守，而無干預地方政治之弊。

且刺史無定治所。官署所至，隨遇而安。蓋株守一隅既易受矇蔽，且與郡太守私人間接觸過密，亦難免發生個人恩怨。而流於舉刺不實也。刺史不時巡行以聽取民意；每歲復於秋分時作定期巡行，以便人民欲有控訴而有所期待也。刺史既專為監察太守而置，以一刺史之彈幼或褒奏即可決定一郡太守之黜陟，不若今日之監察使必須三人聯署始發生效力也。

故漢之刺權至重矣。然官階則志卑，秩不過六百石。以六百石之小官而專以彈劾二千石之封疆大吏為事，則其行使職權時之兢兢業業，亦可想見，如是則庶不致有刺舉不實之處。蓋位卑則不濫行其權，職重則可專行其政也。【引顧亭林‘日知錄’語】。正即以其官階低，而職在專打老虎不捕蒼蠅，故刺史既有其自尊心，復可啟發犧牲精神故能遇事不逃避，不塞責。以故漢代中央對地方官吏之考績，率一聽刺史之報告以為斷。

其外中央朝廷復不時派遣大員巡行郡國，訪問民間疾苦，以補刺史之不足。是為漢代之地方監察制度。（四）人權人格與人民參政

吾人研究漢代地方政治制度，固知其創制之完備與用意之深遠矣。然猶不特此也。制度之優良固可補人事之不足，然漢代地方行政之基本原則，及其人事制度之完善，則尤有足多者。西漢中興今主孝宣帝曾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見’前漢書。元帝本紀‘】。三者並用，換言之，即厲行法治，而不傷儒道雍容的精神。以儒道調和法治，故漢代政風至為純正。漢武帝時董仲書輩即首倡以經術飾吏事。至宣帝時懲武帝之嚴酷，政重寬和。故漢宣帝時之政治風氣，尤為高雅清正。官場陋習甚微。

後世之言法治者。政府官吏上下之間，但有法定的關係。在上者恆恃法以繩下；在下者至多亦不過守法免過而已，彼此之間，無精神上的聯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