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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高度的概括，總帶有想象的成分。尤其是在現代科學尚未發達的時代，哲學家不可能說明宇宙就是這樣，而只能假定宇宙就是這樣。在這一點上，朱熹和其他哲學家並無區別。既然如此，他所使用的方法就是一種浪費。他的格物，要求別人接觸植物、地質、歷史和地理等各個學科，但目的不在這些學科的本身上追求真理。因為對任何問題，他的結論已作出於觀察之先，而且作出這些結論的也不是他自己，而是孔子和孟子。既然如此，人們就不能不產生疑問：這種博學多聞是否有確切的需要，也就是說，朱熹的成就，是否能和他付出的精力相當？
朱熹治學的方法可謂“支離”。避免這樣支離，另有捷徑。此即以每一個人自己的心理，作為結構宇宙的工具，而所謂心理，即包括視覺和聽覺，也包括直覺和靈感。宇宙的自然法則和社會的倫理道德合為一體，很難獲得實證，但在心理上卻可以不言自明。宇宙的偉大與完美，無須有賴分析，就可以在個人的心理上引起合群為善的精神，從而自然而然地領悟到社會道德的真諦。其最高境界，可以使人擺脫日常生活的憂慮，心靈上達到澄澈超然。持這種看法的人，常說“將發未發之際”也就是雜念冰消、情緒寧靜之際，此時視覺、聽覺、觸覺還沒有全部開動，而是憑個人的直覺可以領會到宇宙間一種無可形容的美感。
以這種方法治學是為“心學”，和朱熹的“理學”相對。心學派反對理學派累贅的格物致知，提倡直接追求心理的“自然自在”；理學派則認為心學派也大有可以非議之處：宇宙的真實性如果存在於人的心中，任何人都可以由於心的開閉而承認或者拒絕這一真實性。這樣，世間的真理就失去了客觀的價值，儒家所提倡的宇宙的一元化和道家的“道”、釋家的“無”也很難再有區別。一個人可以用參禪的方式尋求頓悟，頓悟之後，所獲得澄澈超然的樂趣僅止於一身，而對社會的道德倫理則不再負有責任。耿定理的終身不士就是一例。再則，儒家的經典一貫是士大夫行動的標準和議論的根據，而心學一經風行，各人以直覺為主宰，全部經典就可以棄置不顧。李贄全憑個人的直覺和見解解釋經典又是一例。
如果知識分子放棄了正統的儒家觀念，則王朝的安全會立即受到威脅。知識分子在政治上是政府中的各級官員，在經濟上是中等以上的地主，因而也是這個社會的真正主人。而正統的儒家觀念又是維繫他們的紐帶，除此而外，再無別的因素足以使他們相聚一堂，和衷共濟。所以李贄在晚年被捕入獄，雖然也被指控為行為不檢，但審判官在審訊的時候對此並不斤斤計較，所注意的乃是他“感世誣民”的著作。李贄本人也早就預感到了這一點。他把他的一部著作題為《焚書》，意思是早晚必將付之一炬；另一部著作題為《藏書》，意思是有干時議，必須藏之名山，等待適當的時機再行傳播。
李贄與耿定向決裂以後，隨即公佈了他寫給耿定向的函件，指斥他的虛偽。耿定向以眼還眼，如法炮製，也把他寫給另一位朋友的信廣為抄傳，信上說：“昔顏山農（顏鈞）於講學會中忽起就地打滾，日：‘試看我良知！’士友至今傳為笑柄。”在這一
似乎是漫不經意的開場之後，他跟著就指出，李贄的種種古怪行為，無非是就地打滾之意，目的在於不受拘檢，參會禪機。但是耿定向又不無惡意地提到，李贄曾經強迫他的幼弟狎妓，還提到李贄有一次率領僧眾，跑到一個寡婦的臥室裡化緣。在耿定向看來，這些放蕩的行為，也是李贄以良知為主宰，尋求頓悟的方法，與顏山農的就地打滾無異。
李贄在1587年對這種攻擊作出答辯。除了關於寡婦的事件以外，他對自己的不拘形跡毫不掩飾。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對“就地打滾”的評論。他說，他從來沒有聽到過這一故事，如果真有這件事，只能證明顏山農確實參透了“良知真趣”。他又說：“世間打滾人何限？日夜無休時。大庭廣眾之中，諂事權貴人以保一日之榮；暗室屋漏之內，為奴顏婢膝事以幸一時之寵。無人不滾，無時不然，無一刻不打贏”當一個人真能領悟到打滾的真趣，則另有境界，此即“當打滾時，內不見已，外不見人，無美於中，無醜於外，不背而身不獲，行庭而人不見，內外兩忘，身心如一。難矣，難矣！”他認為耿定向的恥笑無損於顏山農，“即千笑萬笑、百年笑千年笑，山農不理也。何也？佛法原不為庸眾說也，原不為不可語上者說也，原不以恐人笑不敢說而止也”。
以上一段公案，可以看作當時心學派反對理學派的一個事例。李贄與耿定向的個性不同，但是他們之間互相嘲諷侮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