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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的一個幻影；同時，根深蒂固的儒家歷史觀，又使他深信天道好還，文極必開動亂之機，由亂復歸於治，有待於下一代創業之君棄文就質。在1601年，李贄提出這一理論，真可以說切合時宜，也可以說不幸而言中。就在這一年，努爾哈赤創立了他的八旗制度，把他所屬的各部落的生產、管理、動員、作戰歸併為一元，改造為半現代化的軍事組織。而也是僅僅兩年之前，這個民族才開始有了自己的文字。就憑這些成就，努爾哈赤和他的兒子征服了一個龐大的帝國，實質上是一個單純的新生力量接替了一個“文極”的王朝。所謂“文極”，就是國家社會經濟在某些方面的發展，超過了文官制度呆板的管制力量，以致“上下否隔，中外睽攜”。努爾哈赤的部落文化水平低下，但同時也就在“質”上保持著純真。舍此就彼，泰否剝復，也似乎合於《易經》的原則。
然而在這易代的前夕，李贄又如何為自己打算呢？即使其時李贄還不是古稀的高齡，他也用不著考慮這個問題了。因為問題已經為禮科給事中張問達所解決。張問達遞上了一本奏疏，參劾李贄邪說惑眾，罪大惡極。其羅織的罪狀，有的屬於事實，有的出於風傳，有的有李贄的著作可以作證，有的則純出於想當然。其中最為聳人聽聞的一段話是：“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簡，與無良輩遊庵院。挾妓女白晝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講法，至有攜衾枕而宿庵觀者，一境如狂。又作《觀音問》一書，所謂觀音者，皆士人妻女也。”接著，給事中提醒萬曆皇帝，這種使人放蕩的邪說必將帶來嚴重的後果：“後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於明劫人財，強摟人婦，同於禽獸而不足恤。”此外，由於李贄妄言欺世，以致佛教流傳，儒學被排擠，其情已形極為可怕：“邇來縉紳大夫，亦有唪咒唸佛，奉僧膜拜，手持數珠，以為律戒，室懸妙像，以為皈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於禪教沙門者，往往出矣。”而最為現實的危險，還是在於李贄已經“移至通州。通州距都下僅四十里，倘一入都門，招致蠱惑，又為麻城之續”。
皇帝看罷奏疏之後批示：李贄應由錦衣衛捉拿治罪，他的著作應一律銷燬。
在多數文官看來，李贄自然是罪有應得，然而又不免暗中彆扭。本朝以儒學治天下，排斥異端固然是應有的宗旨，但這一宗旨並沒有經常地付諸實施。李贄被捕之日，天主教傳教士、義大利人利瑪竇（此人和李贄也有交往）早已在朝廷中活動，以後他還要繼續傳教，使一些大學士尚書乃至皇帝的妃嬪成為上帝的信徒。而萬曆皇帝和母親慈聖太后則對佛教感覺興趣。雖說在1587年曾經因為禮部的奏請，皇帝下令禁止士人在科舉考試的試卷中引用佛經，但是在1599年，即李贄被捕前3年，他卻告訴文淵閣的各位大學士，他正在精研“道藏”和“佛藏”。這還有行動可以作為證明：皇帝經常對京城內外的佛寺捐款施捨，又屢次派出宦官到各處名山巨剎進香求福，而好幾次大赦的詔書中，更充滿了佛家慈悲為本的語氣。所以，要把提倡異端的罪魁禍首加之於李贄，畢竟不能算做理直氣壯。
但是另一方面，李贄之所以罪有應得，則在於張問達的奏疏具有煽動的力量，而他使用的“羅織”方法，也把一些單獨看來不成其為罪狀的過失貫穿一氣，使人覺得頭頭是道。何況把可能的後果作為現實的罪行，也是本朝司法中由來已久的習慣。而全部問題，說到底，還在於它牽涉到了道德的根本。
從各種有關的文字記載來看，李贄在監獄裡沒有受到折磨，照樣能讀書寫字。審訊完畢以後，鎮撫司建議不必判處重刑，只需要押解回籍了事。根據成例，這種處罰實際上就是假釋，犯人應當終身受到地方官的監視。但不知何故，這項建議送達御前，皇帝卻久久不作批示。
一天，李贄要侍者為他剃頭。乘侍者離開的間隙，他用剃刀自刎，但是一時並沒有斷氣。侍者看到他鮮血淋漓，還和李贄作了一次簡單的對話。當時李贄已不能出聲，他用手指在侍者掌心中寫字作了回答：
問：“和尚痛否？”
答：“不痛。”
問：“和尚何自割？”
答：“七十老翁何所求！”
據說，袁中道的記載，在自刎兩天以後，李贄才脫離苦海。然而東廠錦衣衛寫給皇帝的報告，則稱李贄“不食而死”。
從個人的角度來講，李贄的不幸，在於他活的時間太長。如果他在1587年即萬曆十五年，也就是在他剃度為僧的前一年離開人世，四百年以後，很少再會有人知道還有一個姚安知府名叫李贄，一名李載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