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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之列。今上的祖父嘉靖皇帝一生，僅在1539年一度回到湖廣承天府巡視過他的出生之地，此後的27年中就沒有離開北京一步。父皇隆慶在位5年餘，僅僅到京郊謁陵一次，而且為時只有4日。而萬曆在1583年春天到1585年夏天卻已謁陵4次，這毫無疑問是過於頻繁了。
尤其使群臣為之不安的是，謁陵這個莊嚴的典禮竟成了皇帝督視內操的藉口。謁陵的隨從武裝是御林軍。這支軍隊當年經過張居正的同意而在1581年建立，駐在京城東北角，受御馬監太監的節制。近年來，這支部隊的兵員倍增，訓練加緊，每天黎明以前，馬隊在街上的鐵蹄聲每每把居民的好夢驚醒。1584年夏天，一個溽暑蒸人的日子，皇帝親自在皇城內觀看御林軍的射箭比賽，比賽延續到傍晚才宣告結束。好幾個宦官因為受不了酷日的煎炙而暈倒，而皇帝卻依舊神清體健。文官們對皇帝過人的精力毫不欣慰，反而接二連三地送上奏本，指責內操的不當。勸說無效，他們就對申時行施加壓力，希望首輔運用他的影響使這種操練停止。
從法制上講，廷臣所提出的諍諫是否具有成憲的根據則很難概說。本朝從沒有宣佈過皇帝不能親率禁軍。永樂皇帝所用過的長矛一直供奉在午門樓上，就是皇帝帶兵的實證。正德皇帝的行動雖然大幹物議，然而他始終沒有向輿論低頭。而且以前皇帝的御林軍都屬於宦官管轄，就此一點，今上的措施也就無法直接批判。因此，文官們只能舉出一些道德上的理由，例如兵兇戰危，皇上舞劍弄槍有損承平氣象等等，其所用辭語顯然不能中肯。
然而文官們的意見又豈能完全忽視？他們是本朝政府的支柱。全部文臣既以倫理哲學作為基礎推行了現今的統治方式，當然討厭皇帝親率禁軍，造成文武均衡甚至武高於文的局面。只因為他們又個個都是忠臣，不便站在對等的地位去和皇帝談判，更不能借勢要挾。然則這些不便不能之處卻沒有使他們放棄初衷，即作諍諫時，他們胸中有數，意志堅決，目的不達，決不甘休。
老成練達的申時行善於洞察事情的陰和陽。他知道，道德不過是藉口，問題的癥結是廷臣的安全感。真相既明，他就採取最有效的方式來解決問題。他不事張揚，悄悄地和宦官們談判。他後來寫下的文章，闡述了此中奧妙。申閣老此時質問御馬監的諸宦官：幾千個官兵帶著武器在皇帝身旁，誰能保證他們中間沒有人參與做壞事的陰謀？萬一有變，其他警衛人員救護不及，誰負得起這樣重大的責任？諸位身為將領，又豈能置身事外？首輔還可能在此時提出江彬的先例，用本朝的歷史，引證凡是和文官集團公開作對的人，沒有一個能得到善終。即使是皇帝最親信的人，遲早也會被大眾清算。這一番危言聳聽的遊說取得了預期的效果，用申時行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諸璫竦然”。
帶兵的宦官既已為申時行的言辭所震懾，他們不再願意參與內操，轉而勸說皇帝放棄親率禁軍。這種釜底抽薪的辦法，為效極顯；而且皇帝不是一個沒有理智的人，他知道如果堅執己意，他和臣下的衝突勢必與他叔祖正德一朝的情況相類似。他既不願意走此極端，遲早就得讓步，所以從這時起他就對禁軍逐漸不加過問。1585年之後，御馬監勇士相次為人遺忘，禁軍這一組織也就逐漸於無形中瓦解。
申時行以辦理外交的方式來主持內政，御林軍事件的順利結束，更證明了這種方式確實卓有成效。他欣賞自己“從中調劑，就事匡維”這一處世和執政的原則，對待皇帝的辦法則是“顯諫者不若潛移為妙”。因為這種辦法既對皇帝的權威無損，而臣下的目的又可以達到，這比之於臣下在奏章上奚落昏庸的皇帝，而皇帝用荊條痛打犯上的群臣總要高明得多。申時行所始料未及的，就是萬曆皇帝比他申先生又更高一手，他看透了這種鬥爭的真情實相，知道自己生氣都屬無效，莫若用“無為”的辦法，對付所有的糾纏，因之他的消極也越來越徹底了。
自從1585年以後，萬曆除了僅僅於1588年對自己的定陵再度視察過一次以外，30多年，他沒有走出過紫禁城一步，創造了自古至今的最高紀錄。
皇帝離開京城不到百十里竟然會成為一個嚴重問題，也是當日國家組織的特別現象。萬曆於1583年至1585年之間的四次謁陵，其真正的目的是在尋覓及視察他自己的葬身之地。然則既要經過祖墓的附近，謁祭即不可免。既為謁陵，種種儀式自然應當周到齊備。因之每次出發以前，禮部必須斟酌成例，擬訂各種詳情細節，有的陵墓由皇帝親自祭謁，有的則由駙馬等人代為行禮。御駕每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