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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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動，京城立刻戒嚴，每一座城門都由一位高階文臣和武將共同把守。皇弟潞王當時尚未成年，他的任務是把鋪蓋搬到德勝門的城樓上居住，密切監視御駕必經之路。這支謁陵隊伍聲勢十分浩蕩顯赫，其中有陪同皇帝的兩位皇太后和皇后皇妃，加上隨從的宦官宮女、文官武將、大漢將軍、御馬監勇士、京軍等等，人數多達幾千。到了郊外，皇帝及其家屬住在佛寺裡，對其他隨從人員則臨時搭蓋帳篷以供休息住宿，這一切要先期準備周詳，不能少有差錯。

在這幾十裡的道途上，一些地方官、耆老以及學校的教官被引導在御前行禮。皇帝對他們慰勉有加，並宣佈他所經過的地區免稅一年，以酬答當地居民對他這一行所作的供奉。

這樣的隊伍和排場，兩年半之內要組織四次，廷臣就感到是過於頻繁了。於是，使皇帝掃興的事情就紛至沓來。北方邊鎮馳報蒙古部落頗有蠢動的徵象，叩請御駕謹慎小心；禮部的官員據此堅請皇帝縮短出行的時日。有一次，皇帝的侍衛旁邊發生逸馬狂奔的非常事件，又有一次有若干文官誤入禁地，這些都由御史據實奏報御前，以期引起應有的警惕。經過這些周折，本來應該是很愉快的小事遊憩已全無樂趣之可言。1589年萬曆曾經表示還想出巡一次，監察官聽到以後立刻上書諍諫。他們說，皇上已經感到自己火氣過旺，必須放棄早朝以事休養，那麼就更不應該出城遊玩而使火氣增加。皇帝讀完這些奏章，從此就沒有再提出巡一事。

萬曆所巡視的為自己預築的陵墓動士於1584年的夏季。這項巨大的工程微妙地體現了把皇帝不當作一個有血有肉的人，而把他當作一種機構的看法。萬曆皇帝缺乏堅強的意志和決心，但並不缺乏清醒和機靈的頭腦，然而他竟欣然接受了這種精神上的活埋。

陵墓內的葬室築有停放梓宮的石床。石床上留出來的位置共有三個，除了皇帝和皇后以外，還有一個位置留給下一代皇帝的生母。萬曆目睹之餘，不禁感慨系之。他所心愛的女人即使不能在生前成為皇后，在死後也應當陪伴在他的身旁。否則，他和世界上唯一能夠心心相印的女人在皇城的寺院裡雙雙祈禱又所為何來呢？朱翊鈞在生之日有妃嬪數十，宮女無數，可是與皇貴妃鄭氏始終形影不離。可見生死同心，是他們的宿願。這樣美好的宿願又是否能成為現實呢？當日皇帝想到這些，這大峪山的工程，就又和立儲一事相始終而不可分割了。

皇帝在世之日預築陵寢，在本朝有洪武、永樂、嘉靖三朝的成例可援。其不同之處，在於定陵竟然預築於萬曆皇帝的青年時代。據申時行後來說，這一建議始創於1583年張四維做首輔的時候，當時皇帝還不足20歲。但這建議一經提出，他立即欣然同意，並親自參與地址的選擇和工程的設計。他當然不是認為自己去死不遠，而是躊躇滿志地感到他已經不折不扣地取得了列祖列宗的地位，足以讓千秋萬歲之後的人們崇敬。同時，他雖然年未二十，但是已為人父，而且御字已經10年，具有足夠的資格承當這一光榮。

這次預築陵寢的工程和別項工程不同，差不多完全沒有廷臣勸諫。惟一的爭執在於風水問題，已如上文所述。最後由於皇帝宸衷獨斷，才平息了這場糾紛。爭論者沒有想到，平日他們以道德的名義解決技術問題，現在卻要用技術的名義去解決道德問題，只是皇帝以秦始皇和驪山為例，不肯過於講究，以致堅持風水的人，不能繼續用這個名目作黨爭的根據。

築陵是本朝大事，有司職責所繫，於是組成了一個類似於委員會的機構，成員有尚書三人、司禮監太監和高階軍官數人，總其成的是定國公徐文壁和首輔申時行。軍官之所以參加這個機構，是由於大量的土木工程需要兵士的體力。徐文壁是開國勳臣徐達之後，各種重要的禮儀都少不了由他領銜，而全部的擘劃經營無疑還要由申時行一力承擔。到1587年，申時行已親赴大峪山督工多次，其盡瘁王事的忠忱，當然會被年輕的皇帝所體會並因此增加對於申先生的信任。

定陵的建築經過詳見於當日工部的記錄報告之中，其建築結構則因1956年的發掘而為400年後的人們所瞭解。整個看來，玄宮的宗教色彩濃厚。其石制椅案綴飾以帝后的標誌如龍鳳，其下緣則為蓮瓣，乃是佛家傳統。其懵懂於下世超生的觀念，實際上是一種希望，一種幻想。內中埋藏的金銀和瓷質的面盆固然予人以現實化的感覺；可是木雕的人俑馬匹卻又只有玩具一樣大小，顯示著築陵的人將“長生不死”的觀感，認作一種心理狀態，只能於半信半疑間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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