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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時的校友,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政治系,後留學北大進修中文,畢業後任共同社駐京記者。1989年夏曾在北京工作過,1990年亞運會期間他為我拍的《毛主席外孫在亞運村》配寫過文章,想不到在海灣戰爭爆發前夕,我們在巴格達再度相會。美聯社攝影記者多米尼克稱此為“世界級搗蛋鬼”的又一次大聚會。
戰時的巴格達,且不說軍警憲特,光是革命覺悟極高的老百姓就讓你對付不了。為博得好感,我將攝影背心前胸和後背都縫上五星紅旗,並用阿語、英語大書“人民中國”。經驗豐富的河野對我的裝束大為讚賞,看著他豔羨的眼神,我許諾,如果打完仗彼此都還活著,我一定送他一面同樣的紅旗,激動得河野用力握了握我的右手:“患難與共。”此後,河野無私地與我共享新聞線索,還將共同社的底片傳真機無償供我使用。在他的幫助下,我拍的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爾在巴格達作最後努力的照片在日本被廣泛採用。
戰爭爆發後,河野不顧轟炸,驅車700多公里前往伊拉克邊境採訪。知道我囊中羞澀又自尊心極強,他裝作漫不經心地拍拍我的肩膀:“上我的車,快去買些食品和水!”途中,我的相機遭沒收,人被扣押,多虧河野破費“皇軍”的硬通貨千方百計營救,我才得以繼續上路。
在約旦河谷地,河野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