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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上，我第一次碰到頭戴迷彩牛仔服、一瘸一拐的斷腿巴利，我走上前去：“打擾了，我猜您就是斷腿巴初，我是新華社攝影記者、阿龍的朋友。”巴利斜眼有西部片中才有的姿勢從下到上打量我一番之後，才猛拍了一下我的左肩，用中文說：“知道，阿龍說你總穿紅的。”看到我驚訝，他炫耀道：“我在哈佛學過中文。”從此，我和斷腿巴利成了哥兒們。
隨著安理會制裁利比亞的748號決議生效之日迫近，中東地區的各國記者躍躍欲試，紛紛伺機進入利比亞。巴利拖著瘸腿、開著“七九”式美軍吉普一日三遍地往利比亞使館跑，準備湊齊一夥膽大妄為者結伴遠征、穿越撒哈拉沙漠直取利比亞。就這樣，我被斷腿巴利引薦給美聯社的莽漢納伯特：“鴨子有輛三菱山貓，我們要一直開到的黎波里。”，儘管這次行動最終夭折，但從此我們三人幾乎形影不離了。
在開羅，諸如航空母艦透過蘇伊士運河等訊息往往得等到西方傳媒播發後，新華社中東分社才抄收轉發，因為種種原因，我們的文字記者幾乎從不到場。作為攝影記者，若想採訪到正在發生的新聞，只有依靠外國記者朋友提供資訊，而巴利和納伯特的訊息正是全開羅所有記者中最靈的。他們都娶了當地女人，BP機、大哥大不離身。從住宅到辦公室，為他們通風報信、提供新聞線索的形形色色人員來來往往，他們深深地紮根於當地社會，瘋狂地吸吮一切有價值的資訊。每當有航空母艦透過蘇伊士運河之類的重要新聞，我的“酒肉朋友”納伯特和巴利都會主動打電話通知我：“鴨子，開上你的車！”因為在中東所有新聞機構中，新華社的汽車是首屈一指的。在開羅，擁有“賓士”轎車的新聞記者只有中國人，這一點令外國同行們大為羨慕。
幾條大漢擠在我的吉普車中，享受著空調冷氣，往返幾百公里熱帶沙漠。沿途轟轟烈烈的各民族的粗俗笑話爭奇鬥豔，各種語言的髒話不絕於耳，我車中的白菜餡包子也被當做三明治，用軍刀切成若干等份，每人一口。
海灣戰爭結束後，美軍兩次轟炸巴格達前我都在酒桌上得到了訊息，只可惜我周圍但求無過的作風阻礙我與這幫抓“老鼠”的“大公貓”一同前往，一再坐失抓住好新聞的良機。巴利現在娶了一名正在開羅美國大學唸書的埃及女人做太太。開羅美國大學是與貝魯特美國大學齊名的美式貴族學校，穆巴拉克夫人蘇珊等名媛皆畢業於此。巴利那位溫柔富有的太太在尼羅河心澤馬利克島上買了一套公寓房，準備安下心來過日子。可巴利積習難改，仍揹著沉重的攝影包為《時代》週刊玩命。
1992年埃及大地震，我在海利波利斯一幢倒塌的十四層大廈中與一瘸一拐的巴利不期而遇。當時他正彎著那條完好的左腿往一塊斷裂的水泥預製板上爬，他那大眼睛的埃及太太在後面用力抱著他那條殘腿往上舉。
巴利喜歡穿黑帆布工裝褲、黑色“阿迪達斯”運動鞋、背黑色“多姆克”攝影包一瘸一拐地走。我不止一次地看到他吃力地捋起右褲腿，眉飛色舞地給簇擁著他的崇拜者們講貝魯特那顆炮彈如何命中他的褲襠，險些廢了他，可他福大命大，最終只斷了右腿。急救手術時他又如何鎮定自若，矜持幽默，令醫院中的女護士淚水潛然。《時代》週刊至今堅持每年讓巴利回一次美國，對他那條斷腿進行理療，可每次理療之後，巴利似乎比往日更瘸。
巴利特別喜歡中國的“雙喜”香菸，我總把使館的朋友送我的香菸轉送給他抽。按他的理解“雙喜”（Deuble HAPPinese）有同性戀的暗示，像中國的京劇，嚇得我趕緊表白我和大多數中國人絕無此雅興。巴利說他曾抽過一種“長征”（Long March）牌的中國煙，味道之妙至今難忘。每逢人多的時候，巴利總是炫耀他的兩句半中文：“我說北京話不說廣東話，我吃廣東菜不吃北京菜。”車軲轆話連念十幾遍，聲音越念越大。最後，得意地歪頭環顧一週後宣稱：“我和鴨子在一起總說中文。”其實，巴利能講的中文滿打滿也就兩句半。
閒暇時，巴利常開著那輛老掉牙的美軍吉普沿尼羅河兜風，兩聽啤酒落肚，遙望無窮遠的淚眼便沒了焦點。
患難與共的河野
當我從海灣戰場歸來，出乎意料地接到日本共同社記者河野從外交公寓打來的電話，想不到這老兄竟真調到北京任常駐記者，電話中他迫不及待地要來一睹我是否還完好無損，我弄不清是哪位“太君”編造了我已暴亡的神話，乃至在開羅機場碰到一個叫小原洋一郎的共同社攝影記者，竟懷疑我是個冒牌貨。
河野是我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