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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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文君十二年始臘，張守節《正義》，稱秦惠文王始效中國為之。明古有臘祭，秦至是始用，非至是始創。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亦駁此說曰：“史稱秦文公始有史以紀事，秦宣公初志閏月，豈亦中國所無，待秦獨創哉？”則臘為秦禮之說，未可據也。《左傳》載預斷禍福，無不徵驗，蓋不免從後傳合之，惟哀公九年稱趙氏其世有亂，後竟不然，是未見後事之證也。經止獲麟，而弟子續至孔子卒，傳載智伯之亡，殆亦後人所續，《史記·司馬相如傳》中有揚雄之語，不能執是一事指司馬遷為後漢人也，則載及智伯之說，不足疑也。

今仍定為左丘明作，以祛眾惑。至其作傳之由，則劉知幾“躬為國史”之言，最為確論。《疏》稱“大事書於策者，經之所書；小事書於簡者，傳之所載。”觀晉史之書趙盾，齊史之書崔杼及寧殖，所謂載在諸侯之籍者，其文體皆與經合。《墨子》稱《周春秋》載杜伯，《燕春秋》載莊子儀，《宋春秋》載祏觀辜，《齊春秋》載王裡國、中裡，核其文體，皆與傳合。經傳同因國史而修，斯為顯證。知說經去傳，為舍近而求諸遠矣。

《漢志》載《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注曰：“公羊、穀梁二家。”則左氏經文，不著於錄。然杜預《集解序》稱：“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陸德明《經典釋文》曰：“舊夫子之經與丘明之傳各異，杜氏合而釋之。”則《左傳》又自有經。考《漢志》之文，既曰《古經》十二篇矣，不應復雲《經》十一卷。觀《公》《谷》二傳皆十一卷，與《經》十一卷相配，知十一卷為二傳之經，故有是注。徐彥《公羊傳疏》曰：“左氏先著竹帛，故漢儒謂之古學。”則所謂《古經》十二篇，即《左傳》之《經》，故謂之“古”，刻《漢書》者誤連二條為一耳。今以《左傳》經文與二傳校勘，皆左氏義長，知手錄之本確於口授之本也。

言《左傳》者，孔奇、孔嘉之說，久佚不傳；賈逵、服虔之說，亦僅偶見他書。今世所傳，惟杜注孔疏為最古。杜注多強經以就傳，孔疏亦多左杜而右劉，（案劉炫作《規過》以攻杜解，凡所駁正，孔疏皆以為非。）是皆篤信專門之過，不能不謂之一失。然有註疏而後左氏之義明，左氏之義明而後二百四十二年內善惡之跡一一有徵。後儒妄作聰明，以私臆談褒貶者，猶得據傳文以知其謬，則漢晉以來藉左氏以知經義，宋元以來更藉左氏以杜臆說矣，傳與註疏皆謂有大功於《春秋》可也。

卷一　經部一

○經部總敘

經稟聖裁，垂型萬世，刪定之旨，如日中天，無所容其贊述。所論次者，詁經之說而已。自漢京以後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學凡六變。其初專門授受，遞稟師承，非惟詁訓相傳，莫敢同異，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聞，其學篤實謹嚴，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肅稍持異議，流風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賈、啖、趙以及北宋孫復、劉敞等，各自論說，不相統攝，及其弊也雜。洛閩繼起，道學大昌，擺落漢唐，獨研義理，凡經師舊說，俱排斥以為不足信，其學務別是非，及其弊也悍（如王柏、吳澄攻駁經文，動輒刪改之類）。學脈旁分，攀緣日眾，驅除異己，務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學見異不遷，及其弊也黨（如《論語集註》誤引包鹹夏瑚商璉之說，張存中《四書通證》即闕此一條以諱其誤。又如王柏刪《國風》三十二篇，許謙疑之，吳師道反以為非之類）。主持太過，勢有所偏，才辨聰明，激而橫決，自明正德、嘉靖以後，其學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如王守仁之末派皆以狂禪解經之類）。空談臆斷，考證必疏，於是博雅之儒引古義以抵其隙，國初諸家，其學徵實不誣，及其弊也瑣（如一字音訓動辨數百言之類）。

要其歸宿，則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為勝負。夫漢學具有根柢，講學者以淺陋輕之，不足服漢儒也。宋學具有精微，讀書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門戶之見而各取所長，則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經義明矣。蓋經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今參稽眾說，務取持平，各明去取之故，分為十類：曰易、曰書、曰詩、曰禮、曰春秋、曰孝經、曰五經總義、曰四書、曰樂、曰小學。

○易類一聖人覺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詩》寓於風謠，《禮》寓於節文，《尚書》、《春秋》寓於史，而《易》則寓於卜筮。故《易》之為書，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傳》所記諸佔，蓋猶太卜之遺法。漢儒言象數，去古未遠也。一變而為京、焦，入於禨祥，再變而為陳、邵，務窮造化，《易》遂不切於民用。

王弼盡黜象數，說以老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