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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漢歷九月，李陵帶領他的五千步兵，從居延出發向北，穿過寒冷的戈壁和乾枯的草原，取道阿爾泰山和戈壁之間的平川，一個月後來到杭愛山脈南面的浚稽山。在等待指令的日子裡，周圍的危險日漸濃重。浚稽山接近匈奴人的腹地，漢軍的出現不可能被忽視。終於有一天，對面山樑上閃耀起兵器的光芒，且鞮侯單于親率的三萬騎兵出現在五千漢軍面前。
幸運的李陵。有此一戰，負亦可以免於人言了。到了袁崇煥時代，中原人和北方民族間的關係，早不像健壯的漢朝人和匈奴人之間那樣；人們的性情變了，戰爭的攻守也不一樣。李陵和袁崇煥幾乎沒什麼可比較的，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會讓我由此而聯想及彼。
還要說的是，當年武帝發兵，找的理由是開國皇帝劉邦曾被匈奴人圍困於平城這件陳年舊事，並引《春秋》復九世之仇的今文經義為支援，看起來是再無其他道理好講——除了他對武功無休止的愛好，以及對李廣利的眷顧，這兩點他雖不必隱瞞，卻也不便形諸正式的文告。
漢地的農民並不想遷移到草原上，朝野對匈奴人的土地都沒有興趣。一勞永逸地消滅匈奴人是不可能的；把他們從漢國的北方徹底驅逐，同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明智的，因為這片草原又將被別的部落所填充，而那完全可能是一個即使不更強大，也至少是一個沒有像匈奴人那樣領教過漢國的軍事能力的部落，然後一切又得從頭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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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節：人心惟危（1）
人心惟危
地域的話題，有時是危險的，有時是有趣的，儘管任何時候都是無聊的。肆口批評其他地方的人，既排遣心中多餘的惡意，又可取悅自己的族群，自古是人們喜歡的娛樂。在普通的時代，在普通的性格中間，它多半無傷大雅，只要機智的成分，遠超憤怒或仇恨。
但對有些人來說，什麼事情都會演成讓人詫異的形態。明代中葉的大臣焦芳，對江西人的憤怒，幾至常情難以測度。焦芳因為黨附太監劉瑾，在明代的名聲很不好。其實，他的劣跡並不豐富，只是性格褊急狹隘，每生一點恨意，便存在心裡任其醞釀。他日常專以說江西人的壞話為樂，曾裁減江西的鄉試名額，主修孝宗實錄，則對江西籍的大臣任意醜詆，還舉前朝名臣如王安石、吳澄的例子，說他們敗亂國政，結論是不能“濫用江西人”。
通常以為，焦芳受過江西籍閣臣的氣，故移怒於全省。但官場中的摩擦，本是頂普通的事情，何至如此？此人大概與人交往有一點障礙，積累下許多怨恨，江西云云，不過適得其會，易於發洩耳。明代人原本喜歡說江西人的壞話，《金瓶梅》中有段對話，一位說，那人這麼蹊蹺，肯定是江西人；另一位說，他雖然確是江西人，但並不蹊蹺，——可見江西人常給戴上“蹊蹺”的帽子。
那時江西人善做生意，在農業社會，這已足夠成為嫉恨的理由了。遠在更古的時候，齊地的人因為長於經商，屢被各地的人攻擊。楚王曾當著晏子的面諷刺齊人善盜，悻悻之意，溢於言外；直到南北朝的時候，仍有人詈罵齊地風俗淺薄，專慕榮利，給齊地士子起外號叫“慕勢諸郎”，甚至流傳一個“懷磚”的故事，說太守初上任，齊地的百姓懷裡揣著一塊磚來磕頭奉承（磚觸地會很響），等到太守卸任，又懷磚而來，這次是來砸他。這種故事，一聽就是編排的。
明代一位首輔李賢，說江西人把河南人的錢都弄光了。另一個叫王士性的人，說江西商人善做無本生意，“張空拳以籠百物，虛往實歸”，意思相當於今天人們說的“空手套白狼”。農業社會對商人的最初反應，便是如此。焦芳敢和江西全省的人作對，因時乘便罷了。只是他的心理實在問題不小，餘怒未了，又把整體的南方人罵在一起。在朝中每次罷退一位南方人，就欣欣自喜，高興上老半天。
南北之爭是老話頭。元明之後，這一爭論本來已近平復。熱鬧的時候是在北宋，太祖趙匡胤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明令不得用南人為宰相。這一離奇的政策施行了兩朝，直到宋真宗時王欽若入相，才告終結。但那時分歧仍然存在，有名的寇準，便一直排擠南人。他試圖壓抑晏殊，理由只是晏殊是江西人；又曾在真宗面前敲邊鼓，擠掉了一位南方人當狀元的機會，下朝後洋洋得意地說：“又為北方人爭得一狀元。”北宋前期，北方狀元二十四人，南方狀元七人，便有地域歧視的成分在，而不能據此認為那時北方人的書念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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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節：人心惟危（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