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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呢。民間的醫生，只能稱醫士、醫者，不能稱大夫、郎中。梳頭人只許稱“梳篦人”，或稱“整容”，不許稱待詔。萬一叫錯了呢？“治以重罪”。又軍人子弟只許演習弓馬，否則便是不務正業，學唱的，割舌；下棋的，斷手；踢球的，卸腳；做買賣的，充軍。要是吹簫呢？“連上唇連鼻尖割了”，看你拿什麼吹。
除非明朝人是很特別的一種人民，否則無法想像，這樣一位皇帝，這樣一種統治，會得什麼“民心”。
但在民間，朱皇帝的口碑竟還不錯，尤其是與他的為人相比。這已不是“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所能解釋的了。王朝自馬背上得來，得民心不如得士心，得士心不如得軍心。“都很狡猾”計程車人，一開始或要鬧點彆扭，遲早要加入新朝以自保。士是民的精神領袖，還是其傳記作者。士心一旦收攬，民心也就粗定了。
在底層，個體的人心與整體的民心已有很大的區別，而且，提出民心論的先賢，假設的是處於理想狀態中的民人。這種狀態，自秦漢以後，怎麼可能接近呢？百姓在精神上早被征服，這時再談什麼民心向背，不過是拿幻象來自我娛悅罷了。
朱元璋得到了民心。明朝也得到了，而且靠著士人的越俎代庖，享祚近三百年。看來，“得民心者得天下”雖不是一點道理也沒有，但有比它更有道理，也更合實情的一句話，便是“得天下者得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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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節：此一時彼一時：袁崇煥、李陵
此一時彼一時：袁崇煥、李陵
近日腦子亂。眼睛讀袁崇煥事，心裡總想起李陵。
漢朝人畢竟是漢朝人。李陵投北，明裡暗裡，仍有替他辯護的人。漢武殺了李陵全家，他不肯回來。但我有時想，如果他回來，且不免於棄市，那麼，長安的市民，會有什麼反應？
帝制下人民的生活，常受到君主個人事務的影響。魯酒薄而邯鄲圍；先是因為武帝對一個女人的愛情，或者說懷念，大宛國就倒了黴。仗打完了，李廣利得到海西侯的爵位，而沒得到名譽；在朝中沒人敢批評皇帝的行為，私下裡則物議沸然。同李廣利帶回來的戰利品相比，中國付出的代價太高了。但武帝是這樣一種人，批評恰使其更加剛愎，李廣利回來兩年後，武帝又給他指揮戰爭的機會，以為他在同大宛國的戰事中攢夠了軍事經驗，總不會再出醜。
因為沒有顯而易見的作戰物件，漢人的宿敵匈奴便被挑中了。公元前九十九年開始的一連串對匈奴的用兵，至少在軍事上是意義不明的。在這次戰爭中，李陵像個犧牲品。除戰爭性質有些特別，李陵獲得廣泛同情的另個原因，是漢朝人的氣質，與後代人不同。漢人也常“替天行怒”。王莽懸首宛市，百姓在下面用石頭擲，甚至把他的舌頭切開分吃。董卓之誅，長安人歡忭之餘，給他肚子插上燈芯。不過這些事發生在亂世。平時，漢朝人不很容易群而暴起。
“明奸”的待遇顯然不如“漢奸”。袁崇煥的凌遲，在京師大快人心。去西市的路上，觀者如堵，無不咬牙切齒，或者說磨牙磋齒。劊子手從袁身上割下肉來，百姓湧上去搶。劊子手趕之不退，且看出是筆生意，便拿來賣錢。老話雖常說“千刀萬剮”，真執行起來，劊子手何嘗有那些耐心？但這一回有好生意，事情就不同了。袁崇煥的肉據說賣至一兩銀子一塊；當年劉瑾之誅，仇家買他的肉，也不過一文錢一塊。
我忘了提什麼事情？北京受過兩次大的威脅，一次是土木之變，一次是直接導致袁崇煥被處死的己巳之變。前後差一百八十年，明人的信心消磨光了。建州兵的聲勢尚不如瓦剌，給京師人的驚嚇則遠超前者；這便是壯夫和病人的不同，青年和老年的不同。帶著不祥的預感，京師人撲向袁崇煥，名曰紓憤，何嘗不是在祓除心裡的恐懼。
如果這些人活得久，能趕上知道袁崇煥是冤枉的，也不會有什麼內疚。他們會認為受騙或騙人的是皇帝，而不是他們，他們是在做一件正義的事。道德下降的第一個跡象，就是不關心事實，畢竟，特別在帝制時代，小小百姓，有多少資訊來源呢？便在今天，辨別真相，也是累人的事。容易的辦法，還是把自己從這一負擔解脫，讓別人來告訴我誰是“壞人”，我只負責吃掉他。
說回到李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