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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蒙、蘇邊境的阿勒泰，南北相距2000公里的地方。
知識青年到兵團後，在“屯墾戍邊”方面做出了貢獻。1965年7月，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副總理出國歸來路經新疆時，視察了石河子墾區。他們看到墾區良田棋佈，渠道縱橫，林帶蔥鬱，工廠林立，非常高興。周總理和陳毅副總理在石河子接見了上海知識青年楊永青等11人。周恩來指著陳毅對知識青年們說：“這是你們老市長，他關心你們，特意來看望你們。”張百順等：《上海女知青採訪錄》，《新疆日報》週末版，1993年1月9日。楊永青的父親是香港的資本家，她不留戀家庭富裕的生活，堅決要求到邊疆紮根。周總理知道這一情況說，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和有複雜社會關係的人，都要看他們現在的表現和立場。只要能同原來的剝削階級家庭劃清界限，全心全意地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服務，就會有光明前途《中國農墾》，1965年第9期。。周的這段話，對於眾多出身不好的知識青年曾是一個很大的鼓舞。周還引用“埋骨豈須桑梓地，人生處處有青山”的詩句教育兵團幹部戰士紮根邊疆。
安置的方式（8）
但1966年“###”爆發，使蓬勃發展的農墾事業受到沉重打擊。農墾管理系統很快陷於癱瘓，各地墾區混亂不堪，加之漫長的中蘇邊境上形勢日趨緊張，戰爭大有一觸即發之勢。為了在較短的時間內恢復農墾系統的秩序和生產，同時也為了加緊進行備戰，###中央決定在沿邊各省、區和一些內陸省份，以國營農場為基礎大批組建生產建設兵團和農業建設師，劃歸各大軍區和省軍區領導。兵團的師、團、營，甚至連一級主管幹部，都由各軍區調入的現役軍人擔任，用帶兵打仗的辦法管理企業。大規模組建生產建設兵團，為安置潮水般湧出城市的下鄉知青開闢了一條重要途徑。
從1968年到1971年，全國新組建的有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蘭州生產建設兵團（在原甘肅、青海、陝西、寧夏農建師基礎上建立）、江蘇生產建設兵團、福建生產建設兵團、廣東生產建設兵團、雲南生產建設兵團、山東生產建設兵團、湖北生產建設兵團、浙江生產建設兵團、安徽生產建設兵團、江西農建師、西藏生產建設師，加上前設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共計12個生產建設兵團、3個農業（生產）師，分佈在18個省、區（參見附錄表4）。
與到農村插隊落戶當農民相比，去生產建設兵團應是比較理想的選擇。在兵團，生活待遇有基本的保證，有固定的經濟收入，醫療衛生條件較好，組織上有人管理。這幾點尤為知青家長所看重。知青本人則往往為兵團屬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序列”所吸引，對於眾多因種種原因不能加入到解放軍那所“學習毛澤東思想大學校”鍛鍊成長而沮喪不已的熱血青年來說，參加兵團，“屯墾戍邊”，在“反修的前哨”當“不戴領章帽徽的解放軍”，未嘗不是一種心理上的慰藉。因此，當這種兵民合一、軍政一體的龐然大物於60年代末在中國大地炫煌一時之際，立即成為面臨下鄉抉擇的青年的首選甚至許多沒有分配機會的青年也踴躍報名加入。如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自1969年3—9月半年間，就接待了要求加入兵團的中學畢業生、退役戰士、插隊知青1�1萬餘人次。見《漠南情——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21頁。。
然而生產建設兵團的性質與任務，決定了它在接收知識青年時必須貫徹階級路線，嚴格政治條件，而不能像對待到農村插隊的知青那樣，可以來者不拒，不分“良莠”。至少在運動初期，對於報名者感到應接不暇的兵團“招兵”人員，採取的政審標準是比較嚴格的。原則上應是符合民兵條件方可加入，“黑五類”子女表現不好的，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現行反革命分子等“###”中落難者的子女，以及直系親屬被###者、有海外關係或社會關係複雜或不清楚者，均在拒收之列《漠南情——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6頁。。有的青年只好隱瞞不良的家庭出身，得以如願以償王川婭：《歸途已斷》，載《紅土熱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4頁。。一些被“政審”淘汰的學生用寫血書等極端方式表達自己要求加入兵團的迫切心情。有的知青雖百般爭取，仍被拒之門外，最後只得“降一格”到農村插隊當農民李士傑：《不是我不愛北大荒》，載《北大荒風雲錄》，中國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第173頁。。但一般說來，在當時滾雪球般迅速膨脹的兵團隊伍中，出身不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