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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番威脅利誘，教王抗上了當，聽從穆彰阿更改遺疏，並以暴疾身故奏報。宣宗也有些疑心，但穆彰阿布置周密，『上頭』無法獲知真相，也就算了。
陳孚恩幫了穆彰阿這個大忙，收穫也下小，不久，穆彰阿就保他當山東巡撫。而王抗則以不能成父之志，為他父親的門生，他自己的同年，以及陝甘同鄉所不齒，辭官回裡，鬱郁以終。
穆彰阿是道光十五年乙未科會試的大主考，黃宗漢是他的門生，頗為巴結這位老師。秦檜門下有『十客』，穆彰阿門下有『十子』，黃宗漢與陳孚恩都在『穆門十子』之數，自然熟知其事。所以，一遇椿壽的變故，他立即遣派親信，以釜底抽薪的宗旨，先設法把椿壽的遺囑弄到手，然後親自拜訪駐防的將軍和浙江學政，因為這兩個人是可以專摺奏事的，先要把他們穩住，才可以不使真相上聞。
當然，另一方面他還要間接拜託旗籍的官員，安撫椿壽的家屬，然後奏報藩司出缺。上吊自殺是瞞不住的，所以另外附了個『夾片』，說是『浙江錢漕諸務支出，本年久旱歲歉，徵解尤難，該司恐誤公事，日夜焦急，以至迫切輕生。』把湖屬八幫應運漕米，留浙變價的事，隻字不提，同時錄呈了經過修改的椿壽的遺囑。咸豐帝此時初登大寶，相當精明，看遺囑內有『因情節所逼，勢不能生』兩句話，大為疑惑，認為即令公事難辦，何至遽爾自盡？是否另有別情，命令黃宗漢『再行詳細訪察，據實奏聞，毋稍隱飾。』
接著，浙江學政萬青藜也有專摺奏報，說椿壽身後，留有遺囑，『實因公事棘手，遽行自盡。』與黃宗漢的奏摺，桴鼓相應。皇帝批示∶『已有旨，令黃宗漢詳查具報。汝近在省垣，若有所聞，亦可據實具奏。』
看來事情要鬧得很大，但事態真正嚴重的關鍵所在，只有黃宗漢自己知道。因為椿壽的自盡，如果真的是由於他的措施嚴峻、則雖良心有愧，亦不過課以道義上的責任，在公事上可以交代得過，那就不必有所畏懼。而事實上並非如此，椿壽之死，是死在他虛言恫嚇的一句話上。
所謂『留浙變價』，原是黃宗漢有意跟椿壽為難的一種說法，暗地裡他並不堅持這樣做，不但不堅持，他還留著後手，以防椿壽無法做到時，自己有轉圜的餘地。
由於在軍機處和戶部都有極好的關係，所以黃宗漢對來年新漕改用海運，以及本年湖屬各幫漕米，不能如限北運的處置辦法，都有十足的把握，私底下書函往還，幾乎已有成議。但這些情形，椿壽無從知道，他亦瞞著不
說。以改用海運並無把握，河運糧船難以依限回空的理由，下令截回漕船，留浙變價，這一套措施與他所奏報的改革辦法，完全不符。他向椿壽所說的，留浙變價一事，『已經出奏』，事情到了推車撞壁的地步，再也無可挽回，這才使椿壽感到已入絕路，不能不一死了之。其實，『已經出奏』這句話，根本是瞎說。
就憑這句謊言，黃宗漢便得對椿壽之死，負起全部責任。因而他必須多方設法掩飾遮蓋，不使真相上聞，一面活動萬青藜等人，幫著他瞞謊，一面遣派親信，攜帶巨賢，到京師活動。當然，象軍機大臣彭蘊章那裡，是不必也不能行賄的，只有以同年的身份，拜託關顧照應。
不過這樣一件案子，也不是輕易壓得下去的。椿壽是『上三旗』的旗人，親戚之中，頗有貴官，認為他的死因可疑，自然要出頭為他講話，這樣軍機處要幫黃宗漢的忙，就不能不費一番手腳，來遮人耳目。
照一向的慣例，類似這種情況，一定簡派大員密查。既稱密查，自然不能讓被查的人知道，可是一二品的大員出京，無論如何是件瞞不住的事，於是便有許多掩護其行蹤及任務的方法，一種是聲東擊西，譬如明發上諭∶『著派某某人馳往江蘇查案』，這人便是『欽差』的身分，所經之處，接待的禮節極其隆重。這樣一路南下，到了濟南，忽然不定了，用欽差大臣的關防，諮會山東巡撫，開出一張名單，請即傳提到案，迅雷不及掩耳地展開了查案的工作。
再有一種是暗渡陳倉，乘某某大員外放到任的機會，密諭赴某處查案。
這道密諭照例不發『邸抄』，被查的省分，毫無所知，行到目的地，拜訪總督或巡撫，出示密諭，於是一夕之間，可以掀起大獄。查黃宗漢逼死椿壽一案，就是用的這一種辦法，所以在表面上看不出黃宗漢出了毛病的痕跡。這當然又是軍機處幫他的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