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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淮上作戰……而且，淮西、淮東俱為昔日朝廷御營屯兵所在，韓世忠和張俊當日在趙官家駐蹕南陽時的官職分別便是淮西制置使和淮東制置使……一開始兩淮士民便從骨子裡明白朝廷的權威和御營大軍的強力。
何況，在新政之前，還有御營擴軍籌備北伐的示意呢？
這種情況下，兩淮那裡敢真得鬧對抗？
但是，正所謂物極必反。
兩淮固然沒有什麼明顯的反抗行徑，卻反而有些做的過火，尤其是淮西，多有當地官吏滋擾、乃至於藉機盤剝地方大戶的情形……而這種情形，隨著兩淮組建起了公閣後，卻又迅速引起反彈，地方形勢戶們以公閣為組織形式，聯絡監察御史，乃至於直接上告東京，將矛頭對準了地方官府。
雙方一時間不可開交，爛賬一堆。
只能說，當日劉大中一語中的，兩淮這裡已經開始有了形勢戶借公閣與官府相爭的局面。
長久下去，怕是要形成結構性的問題。
與之相比，江南西路那邊就乾脆多了。
彭蠡澤（後世鄱陽湖）那裡，直接有身兼巫道、豪強、水匪的人物聯絡造反，詐稱鐘相、楊麼，自封齊天大聖，迅速席捲多個州縣，還打出了順江而下，打破鳳凰山，活捉趙官家的口號。與此同時，好不容易又安定下來，但素來有造反傳統的虔州南部地區也跟著鬧了起來，靖康之後，虔賊三度現世。
而一個彭蠡巫道水匪，一個虔州苗寨土匪，一南一北，立即就在江西形成了規模。
當然了，朝廷這一次是真的早有準備，無為軍那邊的王貴立即順流而上，經江州進入彭蠡澤，與此同時郭仲荀的御營預備兵也毫不猶豫，立即從虔州北部出發，展開了第二次對虔賊的圍剿工作。
這還不算，早在春末，劉錡的軍隊便開始以讓軍士休假往歸黃河的名義漸漸分散向北，卻又在池州一帶候命不渡，此時更是直接集合起來向西。
結果就是，前者耗費一十七天，後者花了二十三日，兩場叛亂直接在仲夏到來之前便做出了了斷。
然後，劉錡部真的就北走歸黃河了，便是王貴部也直接在戰後北返候命，至於鳳凰山那裡，則向平定了虔州的郭仲荀部開啟了大門……郭仲荀部萬人，進行了精選和汰換，一半弱兵繼續留在虔州本地，另外一半卻是趁勢轉向杭州，往御駕前彙集。
當然了，隨著徹底的軍事清掃工作結束，江西的土斷、檢地自然也隨之徹底強硬展開。
至於福建路，與江西和兩淮又都不同。
首先，福建路是與兩淮一起圍觀了兩浙、東南改革的，同樣心裡有譜。而且福建計程車大夫在這年頭成就普遍性極高，幾乎每個州府都有成名計程車人，可以號召鄉里，甚至早早進行籌劃預備。同時別忘了，福建路被人口稅的剝削是最嚴重的，趙官家的新政對他們而言是最具解放性的。
但偏偏，福建又因為山地縱橫，造就了這個地方的鄉土宗族勢力近乎於獨樹於時代的強大。
種種情況，最終使得福建路的新政改革產生了一個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導向——問題不在於形勢戶如何對抗國家，也不在於什麼官府公閣產生矛盾激烈矛盾，而且也沒有幾個真造反的，問題在於地方和地方之間因為檢地、土斷問題而產生了巨大的地域矛盾。
且說，檢地和土斷是為了什麼？當然是為了公平分配稅額。
然而，當檢地和土斷的結果依照著地域與原來的總額度比較，產生了必不可少的差額時，那些或多或少的差額，再配合著永不加賦導致的總額不變，就導致了相當一部分人認為自己遭遇了不公平。
變少了的，自然是覺得自己之前幾百年都多交了，變多了的，自然也會覺得自己受了委屈。
結果就是，州府和州府之間，城市和鄉村之間，城市和城市之間，鄉村和鄉村之間，往往會因為幾百貫、幾十貫，乃至於幾貫、幾文的稅額分配產生激烈爭執。
而這種爭執，在州府一層和城市之間還能得到調解分配，或者說是還能用文書來說話，還能聽上級的獨斷。但是，隨著上層、中層漸漸抹平，差額下放到了基層，尤其抵達村社一級的時候，卻因為大規模械鬥的出現忽然失控。
這當然是極度嚴重的問題，其破壞力根本就不亞於之前隔壁江西造反，但偏偏面對這種情況，上下一時都不知道該怎麼應對……首先大家只是內部爭鬥，又不是真扯旗造反對抗大宋，甚至連縣城都沒碰，總不能說直接把郭仲荀跟楊沂中的部隊調過去鎮壓吧？
